如何留住人才？这或许已经成为中国智库建设的一个关键议题。

智库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近年来在中国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它不仅为政策制定提供学术依据和智力支持，更在国际话语权构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通过基于证据的政策分析与国际传播，智库正在成为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的重要渠道，是国家软实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然而在智库建设的背后，一系列深层问题也逐渐浮现：当前中国的智库建设，究竟是“有库无智”还是“有智无库”？在数量增长的同时，如何确保研究成果的质量与影响力？面对数据获取困难、批判性思维不足等挑战，智库应如何构建扎实的研究基础？而在人才争夺日益激烈的今天，智库又该如何吸引并留住那些兼具学术功底与国际视野的青年学者？

就此，观察者网连线了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李刚教授展开深度对话。李刚教授主持开发了我国首个集智库搜索、数据管理与评价功能于一体的“中国智库索引”系统（CTTI），亦是“中国智库治理论坛”的联合创始人。他将结合多年研究与观察，对中国智库的现状、困境与发展路径进行系统性剖析与解答。

【对话/观察者网 郑乐欢】

中国新型智库的“新”是相对的

观察者网：李老师您好，您主持开发的“中国智库索引”（CTTI）被广泛视为中国智库界的“基础设施”。请问CTTI在设计之初，主要是用来解决哪些现实问题？您如何评价CTTI评价体系的搭建对于中国智库发展的作用与价值？

李刚：我认为，设计CTTI主要有几层动因。首先，我本科的专业是图书馆学，而图书馆员做事首先会想到编目、索引和目录，这是在学理上的一个自然思路，也是学术背景带来的影响。

其次，在智库评价方面，基于数据的评价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数据驱动的评价。当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詹姆斯·麦甘他们做的智库评价主要依赖专家问卷，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邀请几千名专家填写——但仅靠主观问卷进行智库评价显然比较片面，我们认为应当加强数据基础，这一点非常明确。

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打算做基于数据的评价。而要做数据评价，就必须收集智库的数据，因此智库系统的必要性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后来我们开发了CTTI系统，这个系统也成为我们开展智库评价的重要平台——这是方法论上的一个选择。当然，这个评价体系并没有排斥专家意见，最后我们也加入了专家问卷，将主观和客观两方面融合，以增强智库评价的公信力。

在CTTI的评价体系下，能够进入CTTI的智库普遍质量是较高的，通过CTTI的工作以及后续的论坛，我们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小共同体，可以说是一个事实上的、比较优秀的智库组成的松散联盟。这种共同体意识，对于促进中国智库行业发展是有帮助的。

“中国智库索引”系统（CTTI）

因为智库在中国过去十多年间其实还算是一个较新的概念，而任何行业都需要有行业认同，智库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行业。在西方，智库行业界限非常清晰，比如美国大学的研究中心和华盛顿特区的智库圈就是两个不同的圈子，行业特色和意识都很明确。而在中国，过去这些界限比较模糊。

2013年以来，随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推进，大家逐渐形成新的行业认同，意识到“我们是做政策研究的，属于智库这个行业”。上海社科院所做的智库评价、中国社科院评价院的AMI评价，以及我们的CTTI评价，实际上对推动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共同体——的专业化、特色化，以及增强行业认同，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CTTI不是一个登记型数据库，而是筛选型数据库，因此我们提出了“CTTI来源智库”的概念。这实际上起到了一种认证作用，尽管我们不能说它是一套正式的认证体系。目前我们每两年进行一次增补，每次增补都非常谨慎，会对申请智库进行背景调查、研究能力评估和成果审查，这其中也包含这样一层含义。

观察者网：在CTTI的评价体系中，对于智库主要都有哪些评价维度？

李刚：首先，我们对于所有CTTI来源智库，首要的是确保其合理合法，是一个正规的机构。因此，我们必须查看其成立文件，就像是看它的“出生证”一样。比如，如果是一家独立体制内智库，我们会审阅其成立批文；如果属于社会智库，我们则需要查验其在社科联或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相关文件。当前有一些社会咨询公司，为了提升自身公信力，也会以智库名义活动，我们通过注册文件就能辨别清楚机构性质。这些文件本身也是一种数据依据，所以这一项我们是必须核验的。

其次，我们还会考察其他几个方面，比如专家团队的构成、经费情况、研究成果，以及机构所开展的活动和产生的影响力——例如主流媒体上的相关报道和宣传内容。这类数据我们同样重视，但目前我们不太采纳社交媒体上的数据，主要考虑到如果纳入这类信息，数据采集范围会过于庞大。

总的来说，我们主要关注几个大类，用我们的术语来讲，一个是“产出”（production），一个是“活动”（events），还有一个是“影响力”（impact）。大致是这几类数据，当然这并非绝对，我们也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此外，在评价过程中，我们还会在最终阶段进行一轮专家意见征询，作为整个评审与评价工作的收尾环节。

观察者网：与西方智库的运作模式相比，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发展路径有何不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新”如何体现？

李刚：我觉得“新”是相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中国过去并不是没有智库。比如早在195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曾对财政部作出批示，指出财政工作复杂，要研究其中的规律，建议成立专门机构进行研究。后来财政部就成立了财政科学研究所。基于这一指示，之后很多中央部委和局办也陆续成立了类似的研究所，连体育系统都有体育科研所。这些体制内最早的政策研究机构，在国际上有一个专门术语，不叫think tank，而是称为“政策研究组织”（Policy Research Organization，PRO）。这一类PRO组织，就是中国的老智库。

1956年1月11日，毛泽东同志视察国营南京无线电厂。

另外，在冷战背景下，西方特别是美国对我国实行科技资料封锁，很多重要的科技报告、专利和标准文献都不对我们开放。为了自主发展科技，我国在五六十年代系统建立了一套科技情报所体系——这类机构实际上就是早期的科技智库。所以，之前提到的部委政策研究所和这类科技情报所，就构成了我国传统的老牌智库体系，它们在当时和今天都在发挥重要作用。

那么什么是“新型智库”呢？其实就是希望这些老智库能够结合当下中国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做转型。

首先，在2015年前后，中国开始更加关注全球治理。过去我们在这方面话语权有限，而要想在国际上参与治理、开展对话，智库就必须走向全球。这就需要在观念上适当吸收国际上智库建设的一些做法，比如加强在国际上传播我国的战略和政策，促进智库之间的交流。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到，人文交流中就包括智库交流。这些工作已经超越了传统科技情报所和政策研究机构的工作范畴。所以，“新”首先体现在任务新和理念新。

其次，机制也要新。以前的体制内智库约束较多，而中办和国办《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希望它们在机制体制上做出探索。目前国家高端智库中的24家，就在机制创新方面做了不少尝试，这也是“新型”的体现。

最后，研究范式上也出现了新变化。过去的政策研究主要依靠调研，比如部委的研究院到省市县实地考察。而现在的新型智库，更多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模拟仿真等软科学工具。政策问题是“软”的，但研究方法越来越“硬”，通过数据挖掘等手段获得洞察。这种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也是“新型”的一个重要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