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写这本书时，我一再和课题组强调：“不要学术味太浓，不要着急上价值。”我们不是写“青年典型”，而是写“典型青年”。“青年典型”意味着要选拔那些特别优秀、励志、符合某种价值期待的人；而“典型青年”则意味着，我们要进入青年生活的中位数，看到多数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工作、如何彷徨、如何坚持、如何与自己相处。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黑水镇大涵村高山稻蟹养殖基地，电商助农直播团队在直播销售稻田蟹。

我希望这本书呈现的是一种白描式的真实，而不是观点先行的证明。我们采用研究报告而不是学术论文的形式，也是出于这个考虑。学术论文要求有鲜明的观点，但面对青年读者时，如果一开始就用概念压住经验，用判断覆盖生活，年轻人就不愿意靠近。有力量的叙述，往往不是告诉你“应该怎样”，而是让你在别人的生命片段中看到自己。

当然，在全书的结语部分，我还是尝试作了一点“升维”。我提出时代的前沿正在从红利的高地变成震荡的前线。过去我们谈“前沿”，常常意味着机会、红利、上升通道，谁站在前沿，谁就更容易获得时代奖励。但今天，越是站在前沿的人，越可能先感受到震荡、替代、更新和不确定。科技工作者、平台从业者、程序员、网络主播、快递骑手、产业工人，看似处在完全不同的社会位置，但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承受时代变化带来的压力。这也是我选择这些群体的原因：他们共同构成了当代青年处境的不同切面。

观察者网：您提到“时代前沿”，在书中一个令人深思的对比就是，表面上看最不前沿的青年产业工人，和占据最前沿的科技工作者和大厂程序员，居然都因为害怕“被取代”而倍感焦虑。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

廉思：为什么科技工作者和程序员反而比产业工人更焦虑？因为他们所处行业的更新速度更快，竞争密度更高，自我迭代的要求也更极端。他们吃到的时代红利，往往带有很强的时效性。你今天站在前沿，不代表明天仍然站在前沿；你今天掌握了新技术，不代表半年后不会被新的技术、新的人才、新的组织方式超越。

过去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位置的竞争”。一个人考上大学、进入单位、获得编制、占据岗位，他的人生就相对稳定地进入某种轨道。但今天，很多青年面对的是“时间的竞争”。即便你进入了AI行业、大厂平台、高科技企业，你也无法确认自己已经安全了。因为领先本身变得短暂，优势随时可能被追平，甚至被替代。于是，越是看起来站在前沿的人，越容易产生一种“不配得感”：不配休息，不配停下来，不配慢一点，必须不断学习、不断证明、不断保持领先。时代奖励了先锋，也消耗了先锋。

新能源企业的工人正在加紧生产一批出口欧洲的太阳能光伏电池组件。

这背后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深层逻辑：当人被不断要求“成为更好的自己”，他就很难真正接纳当下的自己。所谓成长，逐渐变成了一种永不停歇的追赶；所谓自我实现，逐渐变成了一种永远不能完成的任务。青年一方面被鼓励“大胆追梦”，另一方面又被告知“你不能失败”；一方面被期待“敢闯敢试”，另一方面又必须承担很高的试错成本。这样的结构性矛盾，最后就会转化为个体的焦虑和自责。

所以，我们需要反思“胜利中心主义”。人生不能只是一条向上的直线，也应该有一种平铺的舒展。青年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敢于试错、敢于探索、敢于浪费一点时间的阶段。所谓“敢玩”“敢错”，不是说我们不要奋斗，而是说奋斗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无休止地内卷和自我消耗。真正有生命力的奋斗，应当包含探索、创造、休整和重新出发的能力。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到今天，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公共伦理，不能只用增长逻辑、效率逻辑和竞争逻辑来解释人的价值。社会要为年轻人降低试错成本，要让他们有机会在不被彻底淘汰的情况下重新选择、重新学习、重新开始。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容纳青年试错，它就很难激发青年的创造力。创造力从来不是在恐惧和焦虑中产生的，而是在相对安全、相对舒展的生命状态中孕育出来的。

我也相信，中国式现代化完全有能力在这个问题上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曾经出现的人性冷漠、社会撕裂和高度原子化，并不是现代化的宿命。中国文化拥有深厚的人伦传统、共同体意识和社会伦理资源，我们理应在现代化进程中滋养出一种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既有发展效率，也有人文温度；既鼓励竞争，也保护尊严；既追求卓越，也承认平凡生活的价值。

我希望通过《无图之旅》，让年轻人看到生活的多样性，看到别人也有迷茫、挣扎和不确定，从而把自己从无休止的比较中解放出来。实话说，十几年后再次直接面向青年写作，我是忐忑的。因为直接对青年喊话是有风险的，说得不好，年轻人是不给你留面子的。但我还是愿意试试，因为如果我不走近青年，就不可能理解这个时代最敏感、最真实的神经。

观察者网：《无图之旅》这本书中还特别提到了“小镇青年”这个群体。这几年的互联网舆论中，“小镇青年”“小镇做题家”的存在感很强，他们的精神世界处于两种文化的交界处、他们对于社会的对立很敏感，同时也很善于提出问题、创造话题。

廉思：很多年轻人喜欢自称“小镇做题家”，表面上看是一种调侃，甚至是一种自我矮化，但更深层看，这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青年通过这个标签表达的是：我有向上流动的愿望，也具备了一定的向上流动能力；我努力过、竞争过；我靠做题、靠考试、靠勤奋走到了今天，但当我完成某种身份跃迁之后，却发现面前出现了新的落差。

这种落差首先是资源的落差。小镇青年进入大城市、进入重点大学、进入更高层次职业系统之后，常常会发现，自己过去最擅长的那套考试能力并不足以应对全部人生。考试可以相对公平地评价努力，但社会生活却远比考试复杂。

其次是文化的落差。语言方式、社交规则、审美趣味、家庭支持、职业规划，这些看似柔性的东西，往往构成了非常现实的门槛。很多小镇青年并不是能力不够，而是在进入新环境之后，需要重新学习一套“隐性规则”。

所以，“小镇做题家”这个标签，实际上包含着一种很复杂的心理结构：一方面是自尊，另一方面是自嘲；一方面是不甘，另一方面是防御；一方面承认自己走得辛苦，另一方面也在提醒别人“我已经尽力了”。它像是一种保护色，意思是：我走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我问心无愧；但这个世界太复杂了，它的难度远远超过一道题。

脱口秀演员鸟鸟曾说：“凡是遇到难题的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如果这是一场考试该多好。”这句话之所以能引发很多人的共鸣，就是因为它说出了当代青年从校园进入社会之后的一种失重感。考试和健身可能是人生中少数回报关系比较清晰的事情。你努力学习，成绩大概率会提高；你坚持锻炼，身体大概率会改变。它们给人一种“努力与回报正相关”的稳定感。但人生不是一道题。你努力工作，不一定马上得到认可；你认真恋爱，也可能遇到不真诚的人；你善良、勤奋、守规则，也不意味着世界会按照同样的逻辑回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