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让我们转向东盟，我们知道东盟一体化是有益且成效显著的，但在推进方式上还有所不足。您写道，东盟一体化“在Excel上看起来不错，但在贫民窟里却并非如此”。马来西亚该如何推动更公平的区域价值链？

乔莫·孙达拉姆：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就自由贸易而言，其进展微乎其微。不幸的是，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认为自由贸易对所有人都有益。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自由贸易能使所有参与方受益。

当然，每种情况各不相同，不可能一概而论。因此，我们应始终对声称自由贸易“万无一失”的说法保持怀疑；更重要的是，自由贸易往往意味着许多经济体的生产能力被摧毁，由此丧失了发展中国家培育新生产能力并最终在国际竞争中立足的可能性。

我们应思考各种形式的合作，以促进东亚各国共同进步。经济合作极为重要，能够实现双赢，拥有各种可能性。而在贸易谈判中，双方往往是零和博弈，非输即赢。而更广泛的经济合作则力求实现共同繁荣，达成双赢局面。

我认为，这对马来西亚、中国等国尤为可取，也应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基础。为此，我一直强烈倡导加快推进RCEP（即包括东盟国家及中国、日本、韩国在内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我们共同占据全球超过40%的经济体份额，并位于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这对未来至关重要。

对我而言，“东盟+3”或RCEP远比单纯的东盟更为重要。以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为例，各国在货币事务上有了更多的合作。2022年韩国央行行长李昌镛在国际清算银行（BIS）举办的“东亚金融安全网圆桌会议”上发表了主旨演讲《增强东亚区域金融安全网》，其引用文献中就明确支持“向亚洲货币基金过渡”的构想。

我们必须在东亚范围内探索新的合作方式，以实现互惠互利，而不仅仅局限于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是一把双刃剑，它虽能带来某些好处，却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观察者网：好的。我们或许可以谈谈您在联合国的经历。在马来西亚于1998年将吉令钉住美元后，您曾将资本管制称作“必要的异端”。凭借您在联合国的丰富工作经验，在当前这波去美元化浪潮中，您认为东盟今天应如何克服美元的主导地位？

乔莫·孙达拉姆：虽然美元的主导地位以及所谓“过度特权”不被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国家所喜欢，但在我看来，这并非首要问题。华盛顿领导层在过去几年的行为已经导致美元的衰落，因为当美国以自身理由和借口去没收其他国家的财产时，这会削弱世界对美元的信心。

特朗普总统对那些试图脱离美元的国家发出了威胁，主要是巴西和南非等国家。事实上，即使是“金砖国家”也未必赞同马上去美元化。

观察者网：作为前联合国官员，“全球南方”国家应该如何改革国际金融架构——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才能让代表权真的有用？或者，正如一些左翼学者所言，中国是否应该发挥领导作用，帮助建立一个全新的、类似布雷顿森林体系，从而绕过西方的主导地位？

乔莫·孙达拉姆：我认为这是提出这个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机。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总统在第二任期之初就改变了游戏规则，放弃了许多既有规则。世界其他国家对这种行为并不认同。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旧的规则也并非良策。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这一优势，趁此机会，尝试推动改革，以完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以在更大程度上确保金融稳定。

乔莫教授在GSN会议上 GSN

我想进一步说明的是，之所以布雷顿森林会议被称作联合国货币与金融会议，不光是其创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更是因为它设想了一个战后重建和后殖民发展世界的框架。

如今我们看到，这一体系已被滥用，且在许多情况下未能有效运作。现在正是我们携手努力、尝试改进这一体系的时候，不是为了让某个国家在开始时获益而损害其他国家，而是为了寻求一个对我们所有人都更有利的解决方案。

例如，目前的储备货币体系问题，本质上是因为货币支付结算问题未能得到解决。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前，凯恩斯和英国的其他一些人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以协调贸易顺差和逆差，但美国对自己将永远保持贸易顺差这一点深信不疑，因此对这些方案不感兴趣，坚持创造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然而，不到二十年之后，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彻底失去了贸易顺差的优势。这也就是当前问题的根源：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在向世界大量发行美元，而世界其他国家实际上一直在为美元的发行提供“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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