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不少观点宣称东南亚国家已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并针对这一问题提出各种改革意见。但客观来看，“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真正存在的问题，还是一种对于错误政治经济结构的甩锅式归因？“全球南方国家”又需要在这轮大变局中呼唤什么样的政治新秩序？

针对上述问题，在2025年6月举行的“全球南方与东南亚”学术会议上，观察者网和马来西亚经济学家、国际发展经济学协会创始人兼主席乔莫·夸梅·孙达拉姆展开对话。

【对话/观察者网 唐晓甫，翻译/薛凯桓】

观察者网：您曾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政策称为“不平等的根源”，还在您的文章中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性调整计划在全球南方制造了“永久性紧缩国家”。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三十年后，马来西亚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应如何改革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实现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摆脱这一遗留问题的目标？

乔莫·孙达拉姆：你提出了一个困难且重要的问题。1997–98年的金融危机既有一些普遍特征，也有一些独特特征，我们必须区分二者。我们需要认识到，危机发生时候的一些独特特征由于金融体系持续演变导致的条件变化，已经不太可能重现。但同时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体系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采取预防性措施以及其重要性。

乔莫教授回答观察者网提问

旧体系中有一项重要保障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六条，该条款赋予各国对资本账户实施控制的权利。但遗憾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正是负责确保各国控制资本账户能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实际上敦促各国放弃对资本账户的控制。这是导致1997、1998年那场金融危机的一大问题，同时也促成了一系列其他新的问题。因此，这类处于更大系统层面的问题亟待解决。

可惜的是，如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他国际金融、货币和监管机构的作用已大大削弱，其结果是各国再也无法有效控制自己的资本账户。现在大多数国家，都有庞大的金融利益集团反对受到任何约束、纪律或行为规范的限制的政策。他们不断蚕食各国对资本外流的管控权，继续保留将资金转出的自由。

这对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因为许多资金外流行为是非法或至少是不合规的。资金一旦出境，就几乎没有动机再回流，导致本应留在国内的剩余价值被精英阶层运走，既不用于投资，也无助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这对整个体制而言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随着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新的挑战不断涌现。其中一个重大挑战是，许多国际货币与金融工具已被“武器化”。例如，西方没收了某些他们不喜欢的国家和政府的许多金融资产，比如委内瑞拉、俄罗斯等。

这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其后果是各国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信任度下降，纷纷寻求其他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在此背景下，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和其他所谓的加密货币在近期一直试图为自己找到一席之地，也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观察者网：您的研究揭示了世贸组织规则如何“迫使南方粮食市场开放”。您曾提到“马来西亚30%的大米依赖进口”，而这是一颗“定时炸弹”。考虑到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问题，您对未来主食种植的建议是什么？我们是否应该违背贸易正统观念，重建本地农业，即使这意味着违反自由贸易协定？

乔莫·孙达拉姆：我不认为这里存在严重违反现有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主要问题是，目前几乎没有激励措施促使农民为确保粮食安全而进行生产。农民获得的激励主要是种植经济作物用于出口，有时甚至只是为了出口到邻国。这是当前的一个大问题。

马来西亚种植了大量经济作物

许多粮食实际上来自国外。以大米为主的粮食只有部分来自国内生产，但即便如此，农民通过种植其他作物能够赚取更多收益。所以只要可能，他们就不愿意去种植粮食。如今粮食生产问题已经变得严重，这已经成为一个重大隐患。

最近已经出现了粮食短缺的情况，例如在疫情期间及其他突发状况时，包括马来西亚政府在内的许多政府只能仓促出台政策去应对，这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更加恶化。换句话说，情况变得更糟了。因此，就连那些原本从马来西亚进口粮食的经济体，也减少了从马来西亚的粮食进口。

我认为，对许多小国来说，要完全自给自足地生产所有粮食是极其困难的，我也不会坚持一定要这么做。但我认为重要的是各国拥有能够保障粮食安全的手段。粮食安全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进口任何东西，我认为我们需要一项更为周全的政策。

然而，我们目前实行的单一种植经济模式迄今颇为成功，主要因为所种作物——尤其是油棕——都属于抗性强、易于栽培且不易受病害影响的作物。因此，这一模式取得了相当明显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