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锦萍】

公益领域不同行动者的内心驱动机制差异，决定了其薪酬诉求、承受的社会期待与道德负担各不相同。

以公益为业余者（志愿者），法律与公众认知均不认可其劳动报酬权，仅接受交通费、误餐费等象征性补贴，核心驱动力为奉献与体验；以公益为职业者（职业经理人、项目官员等），薪酬是基本权利与尊严保障，是专业价值的市场表达，既不应被道德绑架，也不宜过度标榜“公益人”光环；以公益为事业者（公益创业者），薪酬是支撑事业的必要成本与战略工具，更是价值观的具象化，当薪酬与事业冲突时，往往以事业为先；以公益为志业者，居于公益光谱的精神高地，多自愿选择象征性回报甚至无薪，以捍卫行动自主性与道德纯洁性。

虽然可大致如此划分，但核心问题仍未得到解答——慈善组织人员的薪酬多少才算合理？现代慈善组织中各类主体并存，如何构建一套兼顾各方利益、契合公平价值观的合理薪酬体系？

这一问题的解答，既关乎公益人才的留存与行业的专业化发展，更牵涉公益使命的落地与社会信任的维系。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碰撞

慈善科学化运动催生了以公益为主业的组织与职业群体，组织化与专业化不仅决定了薪酬的必要性，更是慈善组织存续发展的核心保障。无论是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帮扶、偏远地区教育赋能，还是濒危物种保护，复杂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均依赖具备专业能力、职业素养与稳定性的团队，而合理薪酬正是吸引、激励与留存人才的基础。

但慈善组织能否直接复制营利组织的薪酬体系？答案的核心，在于两类组织薪酬逻辑背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本质分野。

工具理性以效率与目标实现为核心，通过精确计算手段与目的的关联选择最优路径，却疏于追问目标本身的价值；价值理性以信仰、伦理等终极价值为驱动，不局限于功利结果，即便效率低下、代价高昂，仍坚守“因其正当而为之”。

营利组织的核心逻辑天然属于工具理性范畴，其激励体系以绩效与物质报酬深度绑定为核心，虽兼顾归属感培育、职业发展等非物质激励，但“效率优先、效益为本”的导向始终未变。每一分薪酬支出都是“投入-产出”的功利性计算，员工价值最终以其创造的经济效益衡量。

以慈善组织为代表的非营利组织，无股东且受“禁止利润分配”原则约束，理论上应侧重使命感召的价值理性逻辑。其职员多因认同组织使命加入，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驱动作用显著，利他行为带来的精神愉悦、成就感与价值认同，是长期坚守的核心内在动因。同时，慈善组织动员社会资源（募集善款、招募志愿者），依赖的是“向善”信念与“解决社会问题”初心的精神感召，而非功利性回报承诺。

第十二届中国慈善年会在哈尔滨召开 主办方供图

这种定位形成了一组现实矛盾：慈善组织对外是价值理性的纯粹载体，象征“无私奉献”“公益至上”；对内却需面对现实困境——若彻底摒弃工具理性，仅依赖价值理性，如何留住“尚食人间烟火”的员工？如何激励其勤勉深耕、保障体面生存与职业尊严？

慈善资本主义的兴起，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矛盾，对慈善组织的价值理性构成严峻挑战。慈善资本主义主张以市场化薪酬激活公益效率，认为公益组织规模化、专业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吸引具备商业管理、战略运营等能力的专业人才，而合理的市场化薪酬并非成本消耗，而是提升项目效率、扩大社会影响力的战略性投入。在薪酬定价上，主张与可量化的社会价值绩效强挂钩，摒弃平均主义与固定薪酬，强化结果导向的激励约束，高端人才高薪在其逻辑下具有合理性。

传统道德主义则坚决反对这一主张，将公益慈善视为纯粹的道德实践与利他奉献场域，坚守“无私奉献”伦理底线，主张从业者安于低薪甚至义务服务，将薪酬水平与道德纯洁性直接绑定。其核心观点是，公益组织的非营利本质决定了薪酬必须显著低于市场水平，高薪必然诱发逐利动机、侵蚀公益初心与公信力，善款应优先用于受助群体，薪酬仅需满足基本生存需求，排斥企业化薪酬制度与绩效挂钩机制。

两种主张均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陷阱：慈善资本主义过度崇拜工具理性，易使公益沦为效率附庸；传统道德主义片面坚守价值理性，易使公益脱离现实处境。

破解困局的关键，在于跳出二元对立，回归核心追问：薪酬对于组织究竟意味着什么？

薪酬对于组织意味着什么？

在营利组织中，薪酬与考核体系是将外部市场竞争压力与价值规律转化为内部治理的核心工具，其直观性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价值量化，员工贡献被转化为销售额、利润等可衡量的财务指标或KPI，直接关联企业经济效益；二是回报透明，薪酬结构与考核结果紧密挂钩，员工可清晰预见“干得好”与“拿得多”的因果关系；三是市场对标，薪酬水平与考核标准参照行业实践，保障组织效率不落后于市场。

这种设计将员工贡献转化为可测量的数据点，销售人员业绩对应提成、研发人员创新关联奖金与专利激励、管理者薪酬绑定团队或公司利润。更核心的一点是，营利组织薪酬决定权在股东，本质是股东为获取利润而承担的人力成本，只要股东认可，高薪即具备合理性。

慈善组织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其一，创始人创办目的并非获取财务回报，其致力解决的社会问题难以用量化指标衡量公益绩效，用营利组织薪酬逻辑套用，如同用天平测量温度，工具与测量对象根本不匹配；其二，慈善组织的“产品”是社会改变，这种改变往往需数年甚至数十年显现，且难以用货币精确计量——扶贫项目的价值不仅在于脱贫人数，更在于可持续发展机制的建立；心理健康帮扶项目的成效不仅在于服务人数，更在于受助者人格与心理韧性的培育，这些价值均无法用KPI量化。

这种本质差异，使慈善组织薪酬设计面临三重不可回避的困境：一是社会价值量化困境，如何将“改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保护濒危物种栖息地”“推动社区互助共治”等抽象目标转化为可考核的绩效指标；二是资金来源困境，薪酬资金多来自捐赠与政府购买服务，公众对善款使用的天然道德审视，使每一笔薪酬支出都面临合理性追问；三是人才吸引困境，当市场为同类专业人才提供数倍薪资时，仅靠使命感召难以留住既坚守初心又需体面生活的专业人才。

可见，营利组织薪酬是股东与员工的分配约定，核心是股东认可；慈善组织薪酬则是利益相关方与员工的社会合作，关乎公益使命、善款伦理与公众信任。因此，必须跳出“复制营利模式”或“坚守低薪道德”的惯性思维，以“问责”为核心，构建契合慈善组织本质的薪酬体系——向所有利益相关方负责，是薪酬合理性的核心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