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一、国家兴衰的组织化解释 2

（一）国家兴衰的制度主义论的失败 2

（二）组织化程度：决定国家兴衰的关键变量 3

二、世界大历史：组织化国家与非国家组织 5

（一）中国国力为什么长期领先于世界 5

（二）近代组织化程度的东西方大竞争 6

三、组织化程度的全球大竞争 8

（一）低组织化的后发国家群 8

（二）超强大国的组织化陷阱 8

（三）政党中心主义的国家组织：政党国家 10

四、持久胜出之道：把握历史主动性，超越“组织化悖论” 11

（一）组织化陷阱与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 11

（二）当下挑战与未来发展方向 12

结语 14

参考文献及注释 15

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锻造与持久胜出

——国家兴衰的组织化程度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杨光斌

大国竞争于全球，决胜于国内。比起西方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民主制度优于非民主之解释，国家的组织化程度是解释大国兴衰及由此导致的大国竞争、世界秩序变迁更根本的原因。贯穿二千多年大历史的规律是，组织化更强的国家领先组织化较弱的国家——王朝时期中国曾领先西方，近代欧洲又领先中国。然而组织化的悖论在于，所有曾经带来发展的“组织化红利”，都会因路径依赖而僵化为窒息社会活力阻碍发展的“组织化陷阱”，苏联解体和美国当下的治理困境皆源于此。因此，中国欲锻造世界领导型国家并持久胜出，关键在于把握这一历史规律，把握历史主动性，以清醒的战略意识深化改革超越“组织化悖论”，激发社会活力，避免美苏等大国落入组织化陷阱的前车之鉴。

一、国家兴衰的组织化解释

国家兴衰是人类永恒的大话题，更是“世界领导型国家”不可怠慢之必修课。冷战开启时，乔治·凯南在给美国国防部的“长电报”中说，美国对苏联竞争的关键是要保持自身的社会活力。换言之，美国和苏联竞争于全球，决胜于国内——国内社会活力的竞争。什么造就了社会活力？

携冷战胜利之余威，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对世界思想市场的宰制，西方国家习惯性的以制度主义的研究单元来看待这一问题，把社会活力以及国家兴衰与特定制度进行捆绑，并为各国制度贴上民主与威权等意识形态标签，造就了国家兴衰的制度主义论，占据了全球发展话语主流。

（一）国家兴衰的制度主义论的失败

“西方的兴起”被认为是“好制度”的产物，为此新制度经济学研究1994年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30年后即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授予《国家为什么失败》这类新制度主义作用，将西方繁荣归因于其“包容性政治制度”，落后国家是因为“掠夺性政治制度”。这完全是非历史主义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原始积累无一不是依靠战争、殖民掠夺和海外移民来转移国内工业革命引发的激烈阶级矛盾；而发展中国家的贫弱无不是殖民地遗产的体现，使其沦为“强社会中的弱国家”，丧失了自主发展能力。

制度主义论在现实面前缺乏基本解释力。它解释不了实行同一种制度的不同国家的不同命运——实行总统制的美国和菲律宾、实行议会制的英国和印度，同样是实行了多数民主制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为什么在经济上依然存在如此巨大的鸿沟？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与苏联，为什么命运如此不同？它也解释不了实行同一种制度的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经济境况（比如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

从国家治理的实践来看，制度主义的提法既不准确也极具危险性。制度是由连接组织单元的机制构成的复杂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作为一个多层次结构，在行政管理体制这样的表层制度之下，是政体、国家形态以及作为最牢固的非正式制度的政治观念，如“大一统”。尤其在中国这样的政治史国家，制度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乃至文明问题。简单从制度层面发问，不仅找不到真问题，反而可能动摇国本。

（二）组织化程度：决定国家兴衰的关键变量

老问题呼唤新的研究单元。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科学发展，主要是竞争好的研究单元。研究国家兴衰，我们必须将视角从“制度”转移到“组织”的角度，国家本身就是一个组织单元，依靠不同类型的次级组织运行，而连接次级组织之间的权力网络才是制度。因此，有组织才有制度，有了国家组织才有作为结构性关系的政治制度。

早在上世纪60年代，亨廷顿便已洞察到，国家间的区别不在于政府形式（制度），而在于统治程度，即组织化程度。在国家史中，人类文明的演进就是一部从低组织化向高组织化演化的历史，现代化也是一个公共权力高组织化过程。基于此，我们提出两个核心概念：

第一，组织化红利。一个更早实现或拥有更高组织化水平的国家，能更有效调动资源实现强大和繁荣，这就是“组织化红利”。相反，组织化较弱的政治存在则难以抑制内部分裂因素，容易走向衰败。

第二，组织化陷阱。由于路径依赖，那些曾被视为“红利”的组织化形式，可能因过度强化而窒息社会活力，最终导致国家组织的失衡甚至崩解，这是“组织化陷阱”。

从组织化红利滑向组织化陷阱的动态过程，我们称之为“组织化悖论”。这是贯穿古今中外国家治理的一个重大课题。它要求国家必须在一体与多元、秩序与活力的辩证统一中寻求动态平衡。

世界大历史：组织化国家与非国家组织

“西方的兴起”只是500年来的历史叙事。时间尺度决定了历史观，将视野拉回到两千年前，当中国已在秦汉时期建立起高度组织化的大一统国家时，欧洲尚处于部落式的“城邦国家”阶段，罗马帝国其实也不过是部落聚合的军国主义组织，而未形成致力于治理的稳定政治共同体。这部中西组织化国家的大历史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组织化程度而非制度，直接影响了一个共同体的兴衰和国际竞争的优势地位。

（一）中国国力为什么长期领先于世界

中国在秦汉时期便率先实现了组织化国家的建构，由此获得了长达两千年的“组织化红利”，国力长期领先于世界。这一成就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一是秦朝建立的基于郡县制与官僚制的中央集权，它消除了春秋战国的自治性封建权力，为国家提供了统一秩序；二是汉朝建立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礼治秩序，它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使国家拥有吸纳和规范组织分化和非组织化因素的能力。二者互相支撑形成边界开放、不断吸纳融合多民族的天下国家共同体。

这种“礼治-集权型天下国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展现出无与伦比的组织优势，稳定的政治共同体催生了繁荣的经济与先进科技。直到明朝，中国的航海技术、冶金技术、采煤的巷道技术等等，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强大的国力更使中国成为多中心时代最为强劲的全球化引擎。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现代的西方。从古希腊到罗马帝国，再到基督教国家，欧洲始终未能产生一个完善的组织化秩序。即便是看似强大的罗马帝国，其本质也更近于一个军事化的部落聚合体。中央没有专门的财政机构，各地方长官作为包税人享有极大的自主权力，贵族与地方势力的结合使得中央权力越来越弱化。外部行省的政治力量超越中央的结果是皇帝的频繁更换以及更大范围内的政治混乱，就此而言罗马的崩溃正是其封建性（非组织化）的必然结果。其后的封建欧洲，在脆弱的宗教联系下，政治破碎，暴力横行，连基本的生命安全都难以保证，更遑论繁荣发展。至少到13世纪中期，欧洲在世界体系中仍是组织化程度最低的边缘地区之一。

（二）近代组织化程度的东西方大竞争

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本质是中国传统的“礼治-集权型天下国家”，在遭遇西方新出现的“军事-财政型民族国家”后，所面临的整体性组织崩溃。

西方新型国家的诞生，源于两大历史驱动力：持续的战争与全球资本扩张。一方面，这一过程也催生了民族认同，为更广泛的社会动员提供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新大陆的发现与全球贸易的兴起，刺激了欧洲国家对财富的无限追求，进而推动了以海外扩张为目的的军事与国内政制建设，形成了“军事-财政型国家”。

这种应外部竞争而生的“军事-财政型民族国家”，资源汲取能力和对外扩张动力远非中国传统的“礼治-集权型天下国家”可比。后者长于内部稳定与文化整合，但在组织强度和动员效率上存在天然短板。因此，当两种组织化模式正面遭遇时，竞争力的强弱立判。旧有的天下国家在新型民族国家的冲击下，最终走向组织性崩溃。这并非简单的文明优劣，而是不同组织模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竞争力的客观分野。

二、组织化程度的全球大竞争

二战后，近代西方强组织化国家以领先的军事和资本优势席卷全球，民族解放浪潮与民主化浪潮以西方国家为模板，新造了一大批“现代国家”，美苏两个超强大国、众多发展中国家共同开启了各自的组织化过程和全球大竞争。

（一）低组织化的后发国家群

大量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空有一幅西方组织化国家的制度躯壳，实际上仍面临历史禀赋延续的无效组织困境。在选举式民主“制度”的遮蔽下，前现代的、封建性的次级组织得以存续，并持续挑战国家权力。菲律宾的“封建制民主”是典型案例，选举民主与地主精英的结合，使系统性的社会不公被制度固化，最终导致国家治理失败。类似的困境遍布第三世界，导致国家组织问题被民主制度所遮蔽，造成内部衰败失序。

（二）超强大国的组织化陷阱

组织化本身并非线性进步，对于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大国，依然面临组织困境——从组织红利滑向陷阱的“组织化悖论”。苏联的解体与美国的困境，正是这一悖论在集权与分权两种国家组织化类型上的深刻体现。

苏联的崩溃，是集权模式陷入“组织化过密”陷阱的典型案例。它的成功曾源于“斯大林模式”的高度集权，这一模式使其在短时间内成为工业化强国，并足以与美国抗衡。然而，长期的路径依赖导致了致命的组织僵化。在干部制度上，勃列日涅夫时期事实上的干部终身制，使得整个官僚体系暮气沉沉，特权腐败丛生。在经济管理上，中央部门大幅扩张，计划指令无远弗届，彻底扼杀了地方与企业的活力和创新能力。这种组织上的僵化，使苏联在面对新一轮全球化浪潮时丧失了适应能力，被窒息的社会活力使其轻易地倒向了西方“自由秩序”的诱惑，走向新自由主义改革，断送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苏联的失败，根源并非制度本身，而是其组织方式出了问题——曾经带来“红利”的组织模式，最终因过度强化而自我窒息。

与此同时，美国则展示了分权国家模式如何滑向“事实性封建制”的组织化陷阱。作为分权式国家的典范，美国的“组织化红利”在于其社会多元与地方自治。然而时过境迁，过度分权的宪制结构导致决策困难，形成事实上的“否决型政体”，次级组织坐大，国家反被其“俘获”。从医疗到控枪，强大的利益集团足以绑架国家公共政策，使国家无力回应民众诉求。立国时的“组织化红利”，已然演变为今日的“组织化陷阱”。更深层次的组织化陷阱传导于文明层面。冷战后，西方内部的政治共识瓦解，国度分权性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从根本上动摇了其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主体性，亨廷顿称之为“国民性危机”。当“党争民主”的背后不再是同一民族内部的阶级之争，而是不同族群、宗教间的身份政治之争时，民主就演变成了“文明的冲突”。这种内在的分裂政治，极大削弱了国家能力，加速了其霸权的衰落。

（三）政党中心主义的国家组织：政党国家

在当代全球竞争格局中，中国共产党重新把国家组织起来，建构了“政党国家”模式，展现出一种超越欧美军事-财政型民族国家和众多低组织化发展中国家的强大组织能力。1面对近代以来一盘散沙的社会，中国共产党通过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将人民从封建性组织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重新纳入统一的政党国家组织之中，实现了大一统的现代转化，成功克服了旧中国的弱组织化困境。

这一新型国家的核心组织逻辑，在于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高度组织化。民主集中制不仅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更通过党委制、党组制等形式，贯穿于国家治理的所有权力关系之中——从党政关系到党军关系，从政治经济关系到国家社会关系。这一组织原则将政党、政府、军队和社会紧密地组织起来，最终形成了总体的“举国体制”，能够实现对社会无死角的全民动员，其产生的政治能量与竞争力，已在历次重大考验中得到证明。

政党国家的组织化特性塑造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团结型政治形态，而西方的民族国家在异质族群和封建制利益集团压力下逐渐呈现出分裂型政治的特性。放眼未来，中美之间的世纪大竞争，在组织层面可以被看作是两种不同组织形态的较量。一方是日益被身份政治所撕裂、组织内耗严重的分裂型政治的民族国家；另一方则是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致力于整合力量的团结型政治的政党国家。

三、持久胜出之道：把握历史主动性，

超越“组织化悖论”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比较研究都是立足于本国立场。对国家兴衰大历史的比较研究，最终是为了探寻中国持久胜出之道。对于集权传统的中国而言，核心的历史挑战在于防止组织化过密的陷阱，保持秩序与活力的平衡。中国作为最早享有“组织化红利”，也最早体味“组织化陷阱”的国家，最有资格总结这一“组织化悖论”的历史规律并把握历史主动性。

（一）组织化陷阱与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

一部王朝治乱兴衰史就是“组织化悖论”的剧目。由于维护统一的需要，中国长期集权化的历史禀赋使其天然倾向于加强组织规范，但这往往导致“法愈详而弊愈极”2，使国家机器陷入僵化的“组织化陷阱”。这一历史逻辑贯穿帝制时代。

秦朝因未能彻底整合六国旧贵族势力而速亡，给后世留下了对地方分权的深刻恐惧。此后，历代王朝都倾向于通过强化中央控制来抑制地方组织分化。到了宋代，为防止唐代藩镇割据重演，制度规范日益繁密，导致行政成本剧增，冗官冗员拖垮财政。至明清时期，这种趋势达到顶峰，演变为对官僚体系的过度束缚。钱穆称之为“重法不重人”，人才选拔通道僵化，地方官员在层层监督问责下丧失能动性。3黄宗羲、顾炎武等思想家对此痛心疾首，指出“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4当官僚体系陷入“管的严又没盼头”的困境，庸政懒政便成为必然，国家机器随之空转，丧失了自我调节能力。5最终，为维护稳定而不断强化的组织约束力，反而窒息了组织活力，这样虽然能够保证内部稳定，然而一旦面临外部压力（例如天灾和边缘入侵），就非常容易被击溃。

（二）当下挑战与未来发展方向

新中国的历史，同样印证了“组织化悖论”的两面性。20世纪初期，面对一盘散沙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以强大的动员手段重新组织中国，创造了巨大的“组织化红利”。然而，计划经济时期的过度集体化比如人民公社体制事实上是一种组织化过密，结果“社员”一方面带来沉默的抵抗，另一方面也使个体丧失抵御风险的能力，社会经济活力受到严重遏制。

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以弱组织化为手段激发社会活力的关键一招。通过问题导向的“混合至上”政策使中国在秩序与活力之间找到平衡。活力的组织化国家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能够将这些边缘革命的创造成果转变成正式制度的组成部分，同时通过市场性分权和行政性分权而消解那些阻碍创新的组织性秩序。

然而，随着制度体系日趋定型，新的挑战正在浮现——“审批型体制”的泛化。制度化导致各级行为人都要求助于既定的法律法规以免责，形成庸政懒政怠政。当社会运行的各个环节，从科研、经商到日常生活，都被纳入层层审批的轨道时，其必然结果是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社会效率低下、创新活力衰减，营造明哲保身的惰性社会生态。这正是“组织化过密”陷阱在当下的新体现。

尤其在中国处于大争之世、与外部交易成本急剧增加的今天，我们绝不能让内外高成本形成“同频共振”。比如西方国家的关税壁垒导致出口成本的激增，给中国企业造成极大的挑战。如果国内的社会运行机制再回归“审批型体制”，企业经营成本可想而知。中国需要重视富人移民现象，这其实是一种财富大转移，也是优良人力资本的转移。他们移民的原因固然有孩子教育、环境的考虑，“审批型体制”所传导的政治感受也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中国持久胜出之道在于，以“第二次搞活”的革命性决心，彻底理顺组织功能，克服运用政策手段而扩张组织权力的冲动，让基层社会和民众享有应有的自治权，最大限度减少交易成本。真正的强组织化国家，不是压制次级组织，而是为其成长提供制度空间，并善于将源自基层的创新成果转化为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

结  语

从罗马帝国到苏联，再到今日之中美，历史反复昭示：大国兴衰的关键是组织活力问题。组织化国家的建立是参与现代世界竞争的入场券，组织化的相对强弱则决定了国家的兴衰。

在已经到来的中美世纪大竞争中，真正的胜负不在外部对抗，而在内部组织。美国正处于因过度分化而产生的“事实性封建制”和身份政治的陷阱，中国则必须警惕因组织化过密而僵化社会活力的风险。谁能超越“组织化悖论”，谁就能把握历史主动权，实现持久性胜出。

参考文献及注释

1.杨光斌：《“政党国家”视域下的现代化与世界体系变革》，载《当代世界》2024年第10期。

2.（宋）陈亮：《陈亮集》，邓广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3页。

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23-129页。

4.详见魏光奇：《有法与无法：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运作》，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16-421页。

5.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