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主办的2025澄海全球发展报告《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锻造与持久胜出——国家兴衰的组织化程度研究》报告发布暨专题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国际楼408会议室成功举办。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吕杰主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杜克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相关学者，就“国家兴衰的组织化程度”进行了交流和研讨。

探索中国崛起的战略路线图

杨光斌（2025澄海全球发展报告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长）：报告具有现实与学术的双重意义。现实意义上，报告试图回答作为大国的中国最为关心的“大国兴衰”问题，邀请全球政治经济学、世界史、国际关系、比较政治等多学科专家，围绕“如何成为领导型国家”这一主题撰写报告。学术发展意义上，报告采取组织社会学研究路径，超越了以往学界主流的文化主义和制度主义解释，即韦伯开创的文化主义路径和诺思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路径，它们分别代表文化优越论传统和“政权改变”传统。制度主义不能解释同一制度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命运，而组织化程度则能够有效解决制度主义的困境。同时，组织化程度是一个探索国家治理的研究单元，具有客观性和中立性，更有助于国际学术对话。

报告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对中国和西方国家发展的长历史时段考察，发现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既有组织化红利，也有组织化陷阱，即组织化悖论现象。基于历史经验，报告得出结论，认为大国兴衰与组织化程度密切相关，平衡组织化程度以适应社会发展，协调秩序与活力，是大国兴衰过程中亟需研究的问题。

澄海高研院聚焦于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与战略议程研究。刚发布的《经济脱实向虚与帝国的衰落》总结了大国不能干什么；在2024年年度报告发现的价格革命与全球化新范式的关系，发现了大国如何强起来，必须干什么；2025年年度报告则发现了组织化程度与大国兴衰的关系，即大国如何保障大国的持久胜出。这些构成了解释中国崛起的战略路线图，也为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做出了基础性贡献，是研究大国竞争的战略理论。

李欢（2025澄海全球发展报告参写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报告试图回答困扰古往今来无数思想家的问题——“国家因何而兴，又因何而衰”？学界以往流行的新制度主义解释存在历史困境和比较困境，而组织化程度则提供了分析“大国兴衰”的新视角。组织化程度是历史化的概念，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组织化进程中既存在组织化红利——更早实现组织化国家，更容易调动资源，实现发展和繁荣。也存在组织化陷阱——制度变迁中因路径依赖带来过分组织化。

报告基于组织化逻辑重新分析历史上的中国与欧洲，发现了国家兴衰与组织化程度的关联。前现代时期，中国长期拥有组织化红利。中国在秦汉时期，从春秋战国的非组织化走向了组织化国家，建立起较为稳固的中央集权政权较早实现了组织化国家的建构。前现代的西方则没能产生一个完善的组织化秩序，国家的衰弱与封建主义横行互为因果。较早实现组织化国家建构的中国获得了组织化红利，在世界历史上长期保持领先。近代以来，欧洲在战争和资本的驱动下，构建起新型组织化国家，在国家竞争中获取了新的组织化红利。随着军事-财政型民族国家的兴起，以中国为代表的礼治-集权型天下国家与以欧洲为代表军事-财政型民族国家发生了冲突和竞争。军事-财政型民族国家拥有更强的资源汲取能力，故而传统的礼治-集权型天下国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此外，报告还区分了有效组织化和无效组织化、集权式组织化和分权式组织化两组概念。

在新一轮大国竞争中，中国要寻找持久的胜出之道，把握历史主动性，超越“组织化悖论”。中国要为次级组织成长赋予制度空间，在保证高水平组织程度的同时，将不断分化的异质性、特殊性因子纳入国家组织化进程中，在历史变迁中尝试平衡一统与多元。

报告发布后，两位与谈人肯定报告的意义与贡献，并就报告涉及的理论概念、国家如何实现更好发展展开对话。

组织化程度的可操作性和中立性使其具有世界性的学术意义

高柏（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从自主知识体系与世界学术交流的视角来看，基于经验事实和案例分析，在反思现有制度主义解释缺陷的基础上提炼出“组织化程度”这一学术概念具有重要价值。组织化程度作为变量具有可操作性和中立性，使其具备较高的学术意义。利用这一变量考察不同国家在不同发展历史阶段，既会有组织化红利，也会有组织化陷阱。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历史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西方社会科学过去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往往基于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是归纳法，如果西方治理不出问题，其理论依然会流行。但是，中国崛起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提出了挑战，希望未来的中国社会科学能够在历史政治学的方法论支持下，提炼出既能够概括西方崛起的现实，又能够解释中国乃至全球南方崛起新现实的新理论。

针对未来的研究，我提出两条建议：一是拓展理论。不妨将国家的组织化程度作为中间变量，将影响组织化程度的历史环境视为自变量，将经济发展视为因变量，建立起更系统和更有逻辑的解释框架。二是要考虑技术革命的影响。工业革命以来的大机器生产深刻影响了近代以来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组织化程度。在当下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需要结合国际环境，研究何种组织化程度更加适应当下的经济发展需求。

具有包容性和高度流动性的中华文明可以走出国家社会建设新道路

黄靖（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国家发展可以从资本与权力的关系来解释。财富和权力的关系是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命题。长期以来，往往是权力控制财富，产生了集权体制。资本主义革命则颠倒了这种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掌控权力。资本为了管控权力，会采取分权、将权力非人格化和定期的换届等手段。而权力管控资本的社会则是集权社会，需要将权力人格化以落实权力责任，通过道德纪律来约束权力者。两种社会面临着不同的调整：在资本管控权力的社会中，以争夺利益为目标，如果利益平衡失去，将陷入混乱；在权力管控资本的社会中，抢夺权力为首要目标，如果对权力过度敏感和垄断，社会将失去流动性。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高度流动性是中国社会的重要基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结合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可以走出国家和社会建设等新的道路。

在专题研讨环节，各位专家围绕组织化程度、大国兴衰等话题展开讨论，并对报告提出完善意见。

超越制度主义：大国兴衰背后的多因素作用

黄嘉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荣誉一级教授）：原有的制度主义解释将国家发展归于单一原因而忽视其他因素是不科学的。在我看来，报告仍然需要在多因素考量、概念界定和分析框架三方面进行完善。首先，从多因素考量角度看，国家兴衰的原因是复杂的，我们必须充分考虑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乃至军事等多种因素。报告虽然否定了原有的单因素归因，但似乎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唯一因素，即组织化程度来解释国家发展。其次，从概念角度看，报告提出了创新性很强的认识和“组织化过密”、“组织化红利”、“组织化陷阱”等，但具体的判断和划分标准仍需进一步打磨与完善定义。最后，从分析框架看，报告提出的“分权式组织化”与“集权式组织化”为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但两者并非完全分立，可能是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因此，我们要建立更为包容、而非纯粹对立思维的分析框架。总体而言，组织化程度是一个智慧量很高的思考路径，也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理论探索。

大国兴衰问题研究需要考察更多区域以丰富认识

刘德斌（吉林大学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大国兴衰研究仍需要补充更多的经验事实，来增强理论的普适性。从空间角度来说，目前的考察主要对象是中国和欧洲国家，仍需要考察更多区域，如印度社会和伊斯兰社会的组织程度。从时间角度来说，目前的选取主要是历史案例，需要考虑当下信息化技术和全球化运动对于组织化程度的影响。此外，从国家类型上来看，除了领导型国家，还需要考察被领导型国家，丰富我们对组织化程度和国家兴衰的认识。

找回政治能动性：组织社会学的贡献

姚中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组织社会学视角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制度主义存在显著理论局限，其核心缺陷在于将制度视为自发运转的存在，忽视了能动性的主体。我主张通过组织视角突破这一框架，将政治理解为能动性实践的过程，把国家建构视为能动的过程。从思想溯源来看，组织一直是中国思想的重要议题，可追溯至荀子“群”的思想。通过组织视角将政治能动性，即政治主体和政治行动者重新引入政治研究，能够打开政治黑箱，为理解“如何组织起来”提供思路。目前的研究虽然主要聚焦于组织化程度，但组织社会学视角的引入还将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延伸至组织化行为、组织化机制等层面，探究组织化程度背后的原因。此外，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组织化的目的，即为何要进行组织化。组织化的目的与组织化程度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研究中需充分考虑组织化的价值维度，避免对组织化的探讨流于表层。从组织和组织化角度切入大国兴衰与国家竞争问题，是对制度主义的有益反思与突破，能够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动态分析视角。

公共产品与财政汲取：组织化悖论的数理模型

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组织化悖论与组织化程度需要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提供数理模型支撑。我认为认知这一悖论应聚焦三个核心维度：第一，从历史演变视角看，中国建国以来的组织化程度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发展阶段深度契合，不同时期的组织化形态适应了当时的发展需求。第二，从核心模型关联来看，应结合公共产品供给与财政汲取的关系模型展开分析，有为政府需在尽可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同时，着力降低组织化悖论的影响。第三，从当下现实考量来看，判断是否存在过度组织化、组织化过密问题，需立足不同时代的具体条件。我们当前需重点关注治理成本、组织成本的变化，以及外部环境与组织化程度的适配性。总体而言，组织化悖论是理解国家治理的重要视角。结合中国发展历程与现实条件探索组织化程度的优化路径，对提升治理效能具有重要价值。

组织化视角：重新理解国家社会强弱关系

张长东（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组织化程度视角为理解两组传统政治学议题——迈克尔·曼的专制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的组合、米格代尔的强社会与强国家等组合提供了可能性。我认为应从更丰富的维度理解组织化程度，除传统的分权与集权维度外，还需纳入不同组织间竞争与垄断的维度。分权和集权的转化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国家能力，关键在于寻找二者的平衡点，兼顾社会活力与组织化程度。国家发展可以借鉴企业管理和创新中的集权、分权经验，动态化地理解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此外，还要关注历史上重建组织化失败的历史案例，如晚清洋务运动与同治中兴的尝试，均可为当下研究提供借鉴。

大国兴衰的必然与偶然：组织化程度与领导人作用

徐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关于研究报告提出的关键词“大国竞争于全球，决胜于国内”的观点，我认为当前大国竞争属于长历史时段的和平竞争，迥异于以往的军事竞争，在此背景下，组织化程度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关于领导人与组织化程度的关系，我认为领导人的出现具有随机性，其作用的发挥实则与组织化程度紧密相关，不能脱离组织化基础孤立看待领导人的影响。相比于将领导人视为关键因素，我认为组织化程度才是核心关键。从“组织化红利”与“组织化陷阱”的概念出发，这两组范畴清晰说明并不存在非历史性的、最优化的组织化原则，仅存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比较优势。此外，报告中关于组织化程度的细化标准以及相关概念的界定仍需进一步打磨完善。总体而言，以组织化程度视角探索大国兴衰与竞争的内在逻辑，是极具价值的研究方向。

历史政治学推进构建自主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

黄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报告充分发挥了历史政治学研究的优势，通过历史案例考察，发展出了组织化程度概念。报告充分体现出历史政治学的特点，即案例研究的积累程度直接决定理论的成熟度，报告通过大量案例考察，发展出了组织化程度。组织化程度概念具有“双向叙事”特征。组织化发展有利有弊，既存在组织化红利，也伴随着组织化陷阱。我认为这一概念有效超越了当前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流行的单向叙事逻辑，历史政治学应当致力于提出更多此类双向叙事概念。针对历史政治学的未来研究：在经验研究层面，我们需要团结更多中青年学者开展扎实的中观案例研究，通过对历史经验的系统梳理与总结来更新理论体系；在研究方法层面，应积极开创新的研究方法，深入挖掘新的数据与史料。此外，报告的核心概念及组织化程度的衡量指标仍需进一步细化，应通过定性与定量方法的结合，构建原创的概念与方法体系，以此推动历史政治学研究的持续发展。

报告首席专家、参写者就专家学者的观点作出回应

杨光斌：对于如何区分制度与组织这一核心问题，应从政治的核心概念出发，厘清政治制度与组织的区别。政治存在核心层次的政治观念，国家形态为第二层次，政体（政治制度）是第三层次，它们是高度稳定和具有弹性，而第四层次的行政组织则具有多变性。制度主义路径的国家兴衰研究，其实质是要“政权改变”，而组织化程度研究单元则旨在寻求好的治理，这是二者的根本性差异。在此基础上，研究需秉持大历史、大结构、大比较的视野，重点把握社会活力与组织化程度的关系，最终实现秩序与活力的平衡，实现良政善治。

李欢：大国“兴衰”相关议题需要探讨强国家和强社会的共存问题，提出现代中国能够实现集权和分权同步加强的观点。相较于古代，现代中国的政治集权和政治团结均有所提升，而秩序与活力两大维度均可同步强化。这一认知提示我们可期待并建设一个秩序与活力兼具的强大国家。

杨光斌在会议总结中表示，此次报告会旨在抛砖引玉，已引发诸多精彩的见解与深度探讨，并对与会专家的真知灼见表示衷心感谢。“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当下，中国如何持续成为胜出的“领导型国家”，既是本报告的核心关切，也是此次研讨的主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