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您认为，在新能源指代，什么样的国家更有可能成为“赢家”？

张锐：简单来说，有三类国家可能获得更多全球影响力：一是清洁能源开发潜力巨大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智利、巴西、挪威等；二是玻利维亚、蒙古、刚果（金）等关键矿产丰富的国家；三是清洁能源技术的领导国家或经济体，如中国、美国和欧盟。

观察者网：那么，在全球能源权力转移、重构的过程中，中国要如何把握机遇，又面临哪些挑战？

张锐：我们要看到中国在全球能源秩序中的新身份。此前的全球能源政治中，中国的角色比较单一，最主要的身份就是油气资源的消费大国，因此，保障能源进口的多元化、保障油气贸易的安全稳定，是我们国际能源合作的压倒性任务。

进入碳中和时代，中国承载着能源供给国、消费国多重身份，其中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是，中国在清洁能源供应链、核电产业链、电力工程技术等方面的强大实力已经使其成为供给全球的能源生产力量、新形态的“能源出口大国”。

当西方国家的清洁能源装备大量来自中国企业，当亚非拉美大量电力工程由中国人设计、建设和运行，当各国街道出现越来越多中国品牌的电动车，当中国能源技术有力提升全球能源安全水平，我们应该与时俱进、更有自己地看待自己、对待世界。而中国与世界的能源联系也出现两个划时代的变革：

1、中国能源转型与全球能源转型之间形成了前所未有、休戚与共的同频性。

2、中国的能源产业实力与全球能源体系的生产实力形成了高度捆绑、利害攸关的共生性。

这种新的身份、新的关系，成为中国在这个时代最大的机遇。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变化中的挑战。

首先，中国毕竟还是油气进口大国，对外依存度还很高，如何在大国博弈激化的背景下维护油气进口安全，始终是一个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课题。

第二，清洁能源技术已经成为中美技术“冷战”“绿色军备竞赛”的突出领域：当前拜登政府重塑供应链的核心思路是以摆脱对中国资源、产品的依赖为出发点，与盟友一道发展“孤立中国”的清洁能源技术，对中国采取产业打压与政治打压并行的行动。

2023年7月30日，青海海西州，德令哈熔盐塔式光热电站  图源：视觉中国

事实上，美欧对中国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它们一方面催促中国更快地进行能源转型，在气候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希望中国带动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加速能源转型；一方面又视中国的清洁能源产业为“洪水猛兽”，从权力政治的维度看待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崛起，甚至编造所谓“新疆强迫劳动”的谎言，打压中国光伏产业。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西方国家的伪善。

我们大量的清洁能源装备正在出口欧美，支撑它们实施高质量、低成本的能源转型。这些年中国的新能源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在欧美或临近欧美的地区建设生产中心和销售网络。我们并不想“一家独大”，而是希望和世界一道“做大蛋糕”、共建共享跨国产业链，但美欧却设置了更多的政治壁垒来阻挡中国。

第三，在建设绿色“一带一路”方面，我们仍存在项目策划能力不足，合作国别较为集中、扎堆的情况。此外，一些企业出现了同质化竞争乃至恶性竞争，在国际技术合作、标准对接方面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不断下功夫、练“内功”的。

观察者网：您之前提到关键矿产资源的重要性，近年来一些资源国试图组团建立类似欧佩克的组织，协调关键矿产资源的供应。例如拥有巨大锂矿资源的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智利欲打造“锂佩克”。您认为将来还有可能出现类似欧佩克那样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资源输出国组织吗？

张锐：未来，各种关键矿产组织和生产国集团可能会层出不穷，但我认为不会再出现像欧佩克那样有巨大影响力的组织了。

首要原因在于，很多关键矿产并不稀缺。例如锂和镍，随着全球需求的增加，开发力度加大，被发现的资源也是越来越多。各大洲都有锂矿和镍矿的分布，全球已探明的资源储量不少，资源潜力远远没有被开发出来，而且全球对它们的需求将远不及过去几十年对油气的需求规模。

就南美国家有意建立“锂佩克”来说，我认为它们组建锂矿多边合作机制是大势所趋，但要发挥类似欧佩克的国际市场调节功能具有很大难度。

首先，从近中期来看，这些矿产资源国的生产规模存在较大差异。拿锂矿来说，现在澳大利亚的锂产量占了半壁江山。而南美“锂三角”的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它们的生产规模存在较大差异，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悬殊的产能差异会导致这些国家的利益诉求非常不同，不利于它们建立一个“卡特尔”性质的机构。

其次，各国的市场监管体系存在较大差异。锂矿产业在阿根廷被置于一般采矿活动的监管框架，政府主体对市场的干预存在限度，而且在该国的联邦制结构下，各省政府对矿产持有所有权和较大的管辖权，中央政府的国际矿业治理行动存在内部执行上的阻碍。在智利，中央政府负责授予锂矿开发的特许权，私营企业可以通过招标获取开发权益。而在玻利维亚，锂被定义为一种战略资源，按照现有规定，国家完全控制矿产的所有权和开发活动。

再次，拉美地区政治具有非常高的波动性。两年前这些锂资源国提出建立“锂佩克”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它们都是左翼政治力量执政，政治上的亲近使一些跨国合作议程能够受到更有力的重视和推动。可一旦这些国家的政局出现变动，或域内国际关系出现波折，相关合作面临随时戛然而止的风险。

观察者网：您对全球能源政治的期望是它能变得“寻常化”，国际能源不再被赋予那么多战略分量和权力价值，大国小国都能对这个议题不卑不亢。您觉得这个期望有可能实现吗？需要从哪些方面去推动？

张锐：我们要用一种乐观的心态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全球能源转型能够不断推进，我们能在能源技术领域有所突破，让能源的开发变得更加容易、便宜，那么全球能源政治就可能走向一种平常化，我们不再需要为这个议题展开那么多激烈的竞争和博弈。这一目标的实现，首先且主要倚赖于生产力层面的能源革命。

另一方面，要与国际社会一道，创造全球能源治理均衡普惠的共享态势，抑制西方国家的绿色霸权主义，依据历史责任和分配正义的逻辑推动重组全球的能源利益分配，引导全球能源转型真正建立在普惠发展而非剥削的基础之上。

中国要发挥自己的建设性作用。我们的视野不能简单地立足在“能源结构占比的调整”，而应致力于成为全球能源革命的策源地，在具有变革意义、文明跃升意义的能源技术和制造业实力上持续发力、攻坚克难。要把能源转型的合作、投资与外交放到中国对外战略的优先位置，同时也帮助更多国家在新旧能源、新旧发展路径的切换中进退自如。

《绿色剧变：能源大革命与世界新秩序》，张锐，2024年2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