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正如书中提到的，全球能源转型面临“南北鸿沟”。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能源转型上临着更大的挑战和困难。您曾前往亚非拉美多国实地调研，这些发展中国家对能源转型的态度如何？它们的能源转型有何特点？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案例？

张锐：发展中国家整体上是支持能源转型的。目前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的开发成本已经大幅下降，技术成熟度很高，在各国看来，能源转型有助于提升能源供给能力，创造更多经济产业升级机遇，创造多重的社会和环境效益。

但是，全球南方不同国家、不同区域对于能源转型会有不同的认知。

像是以油气出口为经济支柱的海合会国家，它们反对西方那种用零碳清洁能源取代化石能源的能源替代论，主张能源融合论，即能源转型应该是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融合发展。因为世界无法在短时间内与化石能源做切割，所以应该通过清洁高效利用各种能源，兼顾维护能源安全和减少碳排放的目标。在这样的思路下，沙特、阿联酋等国一方面降低油气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强度，致力于生产全球最“清洁”的油气，另一方面以太阳能为重点，大规模开发可再生能源，同时发展蓝氢、绿氢。

当地时间2018年10月2日，沙特阿拉伯，沙特阿美的油田生产设施  图源：视觉中国

对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非洲国家，它们的能源转型可以用“一个核心目标、三个行动重点”来概括。

核心目标指的是建构现代低碳、经济适用的能源体系。其中，“现代低碳”是指非洲能源转型需要同时实现能源系统的现代化与低碳化，致力于解决当地严峻的无电人口问题（非洲现有近6亿无电人口）；“经济适用”强调的是能源转型的可承担性，新型能源系统对非洲来说应是可负担的、具有融入现有系统的便利性，且高度匹配民众现实需求，避免转型步伐过于激进或出现债务陷阱。

三个行动重点，即在清洁能源开发上，推动“分布式利用”与“集中式开发”各展所长；在能源输送上，加快电网建设，“发得出来”还须“输得出去”；在转型动能上，促进能源产业与各种现代产业的联动发展。

而对于拉美地区来说，很多国家高度依赖水电，电力结构本身已经十分清洁。如2019年，巴拉圭、哥斯达黎加、乌拉圭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分别高达100%、99%、98%。对于这些国家，它们已经找到了立足自身清洁资源、实现能源领域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集中在提升清洁电力系统的可靠性与经济性，扩大光伏风电的开发比例及加速交通、建筑领域的深度脱碳。

整体来说，这些年亚非拉国家在能源转型上取得了很多优异的成绩，但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例如，非洲的电力开发始终存在一个困局：存在迫切的用能需求，但需求的有限规模无法支撑项目的落地及可持续运营。

具体而言，非洲各地有很多大型水电开发计划，但长期无法得到推进，核心原因在于非洲整体工业化水平较低，高载能产业较少，大型水电项目面临缺乏电力消纳市场的窘境。小型能源援助项目也很多，不少域外国家向非洲农村援建了大量离网发电项目，虽然产生的电力解决了基本生活用电，但农民传统的农耕谋生方式并未改变，收入水平依旧微薄，很多项目由于收缴不到电费而无法运维检修，最终只能报废。

无论开发大基地、分布式发电还是电网，行动的一个前提是寻找到或激发出生产性（Productive）的用能需求，培育电力消费群体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换言之，非洲能源转型与现代产业必须联动发展、相互支持。

几内亚的案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我们去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附近的农村考察，据当地官员介绍，过去农民只是把他国援助的光伏设施产生的电用于夜间照明、看电视，没有把生产性用能需求激发出来。但随着当地农业机械化的提升和电信业的发展，农民现在需要使用农业加工机械，或是利用电商平台直销产品，于是就会主动购买家用光伏系统或缴纳电费获取稳定充足的电力。

村民有了用电赚钱的需求，才会更好地去维护电力系统，带动电力行业的再投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地能源业、农业和电信业形成了一种联动的良性发展关系。

我认为，一些能源转型失败案例的背后，是人们只从能源层面去解决能源问题，并没有站到一个更广阔的经济和社会系统当中，去帮助发展中国家找到适合他们的能源转型之路。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16日，尼日利亚多马，主要由太阳能供电的混合微型电网  图源：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新能源权重持续上升，会如何改变旧有能源权力格局？新能源时代的能源权力呈现出哪些特点？

张锐：我在书里有一个核心观点，简单来说，就是我相信新能源能够创造新政治。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全球能源政治因化石能源的统摄地位和稀缺属性，出现了大量地缘政治竞争，争夺油气资源的控制权长期是国际争端的一大根源。

我认为，未来随着石油战略价值的下降，光伏风电这类清洁能源权重的上升，全球的新旧能源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能源政治格局很可能走向“更多竞争，但更低烈度”。

所谓“更多竞争”，一方面是由于支撑我们能源系统的能源种类会变得更多，每一种能源都可能会衍生出一些或良性或恶性的竞争。另一方面，清洁能源有着更为复杂的供应链，其背后还涉及关键矿产、装备制造等环节，全球主要经济体将围绕这条供应链在各个层面展开竞争。这些年美欧为什么会在这方面对我们实施打压？就是因为他们看到新能源时代的能源权力将取决于能否在清洁能源的供应链上占据主导权。

所谓“更低烈度”，是指由于能源供给方式的多样化，各个国家并不需要为了能源而爆发高烈度的冲突，尤其减少军事手段的使用。

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后，科威特城北部燃烧的油田  图源：视觉中国

我认为，清洁能源开发能够增强各国的能源自给能力和战略自主性。对于数量居多的化石能源进口国，通过大规模开发本土清洁能源，能够有力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在制定能源政策和各种内外政策时削弱不少外部牵制力量、风险因素，决策者可以更加从容不迫、游刃有余。而且，能源进口需求的减少还能够改善一些国家的贸易失衡困境，节省外汇支出，促进经济发展。

对不少中小国家而言，清洁能源有利于减弱国际秩序中广泛存在的“庇护与扈从”逻辑，它们能在追求能源独立的同时追求更大程度的政治独立，这也是21世纪世界多极化的题中之义。

总而言之，能源转型推动各国能源需求的多样化，一个异质的、分散的能源体系完全匹配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秩序。当各国能源诉求不同、对外行动重点不同、合作网络更加灵活多变，将削弱霸权国此前凭借控制关键资源、关键枢纽或通道而产生的权力，其垄断全球能源政治的难度也与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