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初，沪上著名犹太商人哈同斥资60万两白银，购进大量进口铁藜木，涂上沥青，重新铺筑了南京路。哈同的这一举措，不仅大大改善了南京路的环境状况，还使得这一带的商业日渐繁荣，同时其位于南京路的地产也大大升值。沪上至今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哈同，哈同，与众不同。看守门户，省吃俭用，攒钱铺路，造福大众；筑路，筑路，财源亭通。”用硬木铺设的南京路也成为沪上著名的风景：“北京的蓬尘，伦敦的雾，南京路上红木铺马路。”

此时的南京路，虽然商业地位离“中华商业第一街”还有一段距离，但其种族混居的国际气息，也颇能代表上海十里洋场的风貌。1909年，一位外国传教士曾这样描写南京路的街景：

在那里，世界各地的人你都看得到，走在南京路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是在参加世界各族民众大聚会。路上走的有高高的大胡子俄国人、胖胖的德国佬。没准你一头撞上一个瘦小的日本军官，他显得趾高气扬，认为自己是优秀的大和民族一员，征服整个欧洲都不在话下。老于世故的中国人坐在西式马车里，精瘦的美国人则乘人力黄包车。摩托车飞驰而过，差点撞到一乘帘子遮得密密实实的轿子，轿子中坐的是中国的官太太。一个法国人在上海狭窄的人行道上脱帽致敬，帽子正好打在一名穿着精美黄色丝绸外套的印度人脸上。耳中听到的是卷舌头的德语夹杂着伦敦俚语。

“四大公司”为标志的商业全盛与文明风尚

南京路真正崛起并走向商业全盛，是在20世纪10年代至30年代。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动员海外华侨回国投资，并在政策和税收上予以优惠。其后15年间，有数十家华侨投资的商店在南京路西段先后开设，其中最为著名的有香港马氏财团的先施公司、香港郭氏财团的永安公司、华侨刘氏集团的新新公司，以及由澳大利亚华侨蔡昌投资创办的大新公司。赫赫有名的“四大公司”，其经营范围并不限于齐全新潮的中西百货，更附设有游乐场、跳舞厅、游戏院、酒楼及旅馆等娱乐、社交场所及设施。他们以齐全的环球百货、完备的服务设施、全新的经营理念成为了上海百货业的巨擘，并构筑了集购物、娱乐、住宿、膳食、社交功能于一身的新的都市消费空间。

南京东路上四大公司分布图

在“四大公司”的商业赋能之下，大批民族零售业也在这一时期纷纷向南京路聚拢，如专门经营绸缎布匹的老介福、协大祥、宝大祥，专营女装的朋街、鸿翔，专营鞋帽的中华、天禄、盛锡福、小花园等，专营钟表的亨达利、亨得利、大光明等，专营眼镜的吴良才、茂昌，专营景德镇瓷器的国华陶瓷店，专营南北货的三阳、邵万生、天福等，专营金银首饰的老凤祥、裘天宝银楼等等。自此，南京路不但有“与伦敦、巴黎和纽约一起脉动的现代百货商店”，还有“满是漆皮鸭、成蛋、珍品丝绸和玉器、内衣和银器的中国式商场”，逐渐孕育出一种“聚欧亚，会中外，融东西，合南北”的“东方全球主义”气质。

20世纪20年代的南京路，以“四大公司”为地标，共分布有外国洋行16家、华洋杂货店27家、洋布店93家、绸缎店20家、呢绒西服店12家、鞋帽店14家、钟表店13家、眼镜店7家、银楼14 家、珠宝玉器店6家以及其他如药店、客栈、浴池、酒楼、饭店共有数百家之多，市面之兴，臻于全盛。

徜徉在彼时的南京路上，不但可以领略到风格迥异的现代建筑群、五彩缤纷的橱窗陈列、流光溢彩的霓虹灯和林林总总的广告招牌，而且还能购买到世界各地琳琅满目的商品。当时，一大批流寓沪上的著名文人的笔下都不约而同地记载了在南京路百货公司购物的情感体验。

20世纪30年代的南京路，新新百货公司楼顶与先施百货一角可见。

20世纪20年代末，冰心的父亲任职于上海海道测量局，任教于北京燕京大学的冰心便在周末和假期来沪。她说：“因为我不喜欢上海的殖民地气氛，除了南京路的百货公司买些东西之外，从不出门。”殊不知，南京路百货公司所代表的文化也带有浓郁的殖民地气息，而南京路本身即是上海作为殖民地的缩影和象征。对于“不喜欢殖民地气氛”的冰心来说，到南京路百货公司去购物却成为她在沪期间出门的唯一理由。不过由此看来，彼时资本主义商业所带来的生活便利是包括冰心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无力抗拒的。

南京路的四大百货公司也是鲁迅和许广平时常光顾的地方。据翻译家曹靖华回忆：20世纪30年代，鲁迅曾“亲自多次跑到永安公司、先施公司”，为曹生病的女儿买药、寄药，并特地函告曹：“买了一打药片，两斤海参，托先施公司去寄。”1931年9月7日的鲁迅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广平往先施公司买茶腿两只，分寄母亲及紫佩，连邮费共十四元。”

丁玲的小说《1930年春在上海(一)》中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子彬购物的场所也是南京路。他“在先施公司买了一件葱绿色的女旗袍料，是预备他爱人做夹袍的。又为自己买了几本稿纸和笔头，是预备要在这年春季做一点惊人的成绩，他是永远不断地有着颇大的野心……”看来，南京路确实能满足人们治病、日常生活、馈赠等多方面的需求。

先施公司时装大会表演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