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有世界影响的人，是梵蒂冈教宗方济各。去年方济各和一位意大利作家通信时谈到，他之所以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仅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情愫，也是因为他的笔下常有“遭受羞辱、痛苦和贫困的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可见一斑。

那位乌克兰作家的逻辑是自相矛盾的，“即使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勉强地承认了陀氏的地位，但是结论却是完全错误的。希特勒喜欢贝多芬、勃拉姆斯、瓦格纳的音乐，难道可以说，即使有贝多芬，日耳曼人也是野蛮民族吗？同样的道理，即使有莎士比亚，盎格鲁-撒克逊也是野蛮民族？

乌克兰作家的结论具有某种代表性，那就是如果认为一个民族采取了野蛮行动（如发动战争），那么即使这个民族拥有伟大的作家，也仍然是野蛮民族，当然这种说法是有具体所指的，就是指俄罗斯。

乌克兰的去俄罗斯化，在政治方面可以理解，如去布尔什维克化、去苏联化、否定卫国战争等等。但是对于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两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剪不断理还乱的兄弟民族的文化，如何去俄化？

例如，柴可夫斯基在乌克兰和西方遭到抵制，但是柴可夫斯基出生在乌克兰，他的乐曲采用了很多小俄罗斯的民间音乐素材。苏联著名诗人叶甫图申科，父亲是乌克兰人，出生在西伯利亚。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因为苏联时期不同民族的流动、迁徙与融合是很普遍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就是乌克兰人。即使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家族是从俄罗斯迁居乌克兰的犹太人，俄语为母语，祖父是苏军军官，参加过卫国战争。难道泽连斯基是野蛮国度的产物吗？

泽连斯基（新华网资料图）

作为乌克兰作家，反对战争，反对俄罗斯，都可以理解，但是因此得出的结论却是荒诞的。而这种荒诞的逻辑在西方反俄风潮中应运而生，其实也反映了西方文明整体的堕落。对此，西方舆论也有比较“文明”的看法，《纽约时报》日前的文章这样写道：

“在新一代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萨哈罗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谢尔盖·布林（谷歌创办者）的基础上重建俄罗斯的尊严和势力范围——而不是拥有游艇的寡头、网络黑客和用钋武装的刺客——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诸多健康合作的可能性将被恢复或打造。”

在这里，包括柴可夫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是作为俄罗斯文明的代表，而不认为即使有他们，俄罗斯也是野蛮民族。

世界文明史的发展和形成有自己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个人或政治力量的介入而改变的。设若有西方国家以行政命令禁止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有千名西方精英联署要求禁止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氏就会被逐出人类思想史的殿堂吗？答案不言而喻。乌克兰政府可以禁止一切与俄罗斯有关的事物甚至精神产品，但是能够消除俄罗斯文明（其中也有乌克兰的贡献）的影响吗？

马克思曾经形容“彼得大帝用野蛮征服了俄国的野蛮”，彼得大帝用野蛮的手段将俄罗斯从中世纪驱赶到了近代。“野蛮”在这里指的是手段、方法，而不是民族和文明本身。

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认为，“彼得大帝就是王位上的布尔什维克”；“俄罗斯思维是倾向极权主义学说和极权主义世界观的，这类学说只有在我们这里能够有所成就。”（见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他还指出，马克思不喜欢俄罗斯，但是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成实践、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却是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这都是很发人深省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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