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军设计AI的时候，还考虑过这个问题。AI在做空袭规划的时候，“附带损害”也是一个参数。它会根据建筑物的大小以及登记的居民名单，计算战前居住在此的平民人数，再根据撤离的居民比例，来估算一个建筑物内的即时人数，再做相应的规划。比如说，一栋房子，名单上显示战前住了10个人，根据手机信号测算，小区撤了一半人，那么AI就认为，房子里住了5个人。有时候，算出来的人数，甚至不是整数。

我们光听就知道，这种估算有多不靠谱。战前和战时，根本是两个概念。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加沙地带超过60%的房屋和80%的商业设施都已经被摧毁，几乎全部人口流离失所，这大幅削弱了军队数据库的准确性和AI自动标记住宅的能力。很多时候，战争期间居住的，完全就不是战前的那批人，两者之间也没什么联系。有时候，以军炸了一栋房子，根本不知道房里是好几户人家躲在一起的。在以前的战争里面，情报人员会花大量的时间监视房屋、核实人数，事后还有一道炸弹损害评估程序（Bomb Damage Assessment），简称BDA，检查目标是否死亡，以及造成了多少平民死亡。这一次，为了节省时间，事前事后的步骤，全都省略了，一切都交给了AI和统计学。情报人员对于会死多少，死了多少人，里面包不包括目标，可谓一概不知。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空军告诉他们，房子被炸了，然后他们再告诉军队，去炸更多的房子。

不过，有一个问题，依然没交给统计学，就是允许“附带损害”的大小。军方会事先给一个授权，杀一个哈马斯，允许多少平民陪葬，这个数字叫非战斗人员伤亡值，简称NCV（Non-combatant Casualty Value）。AI在计算杀谁、怎么杀的时候，就会根据这个标准来。NCV是浮动的，军事价值越高，NCV越大——这是以军自己承认的，对高级哈马斯成员，这个数字可以达到三位数。军队有一套大致的标准，一个旅长配多少人，一个营长配多少人，还会考虑到具体的情况。比如说哈马斯卡桑旅的指挥官艾曼·诺法尔（Ayman Nofal），以军在击杀他的时候，得到的位置情报不是很精确，军方授权的人数是300人。对比一下，当年美军击杀本·拉登，授权的NCV“只有”30。

路透社2023年10月17日报道，以色列空袭加沙，击杀了哈马斯军事指挥官艾曼·诺法尔

对于低级哈马斯成员，这个标准还要“弹性”一点。去年10月7日的空袭之后，以军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只要目标是哈马斯，几乎任何“附带损害”都可以得到批准。反正炸就是了，他们只在乎炸的目标够不够多。有时候，他们知道目标在一栋里面，然后就炸平了四栋楼。整个军队与其说是在作战，还不如说是在泄愤。之后，军队的行为稍微理性了一些，NCV被控制在了15人左右，也就是杀一个普通的哈马斯，可以杀15个平民。有段时间降到5人，但军方发现，这让空袭没法进行，因为只要目标的家人都在家，他们就没法炸屋子，所以又把上限提了上去。再后来，以军整体上减小了攻击低级哈马斯的频率。这客观上降低了“附带损害”，却不是因为以军想降低“附带损害”，而是考虑到弹药经济性。以色列正准备在北部地区和黎巴嫩真主党动手，这开头几波消耗的炸弹，委实有点多了。

由此可见，人工智能辅助下的“自动化”杀人，并没有什么“理性”的优势。AI对于人类干坏事，没有什么限制和纠正作用。相反，它只是让杀戮，变得更有效率。它降低了杀人的经济和道德成本，帮助人类在有限的资源和可承受的道德压力下，杀掉尽可能多的目标。“薰衣草”生成名单，“福音”标记住宅，低级别的情报人员象征性地看一看，复制粘贴到“爸爸在哪儿”，执行目标追踪，“火力工厂”据此分配弹药，制定空袭计划，在目标回家的那一刻，由空军完成击杀。除了最后的击杀外，整个流程，都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而这“最后一步”，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也可以由自动化的武器来完成。

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叫“定点清除”，让网上一大群“乌友”破了大防，直到今天还陷在他们的逻辑谬误中不能自拔，挺可怜的。我们再来复习一下相关专业知识：“定点清除”，Targeted Killing，有时候也叫“斩首行动”，Decapitation Strike，即通过消灭一个组织中的关键人物，来对组织造成破坏。现在，“定点清除”和“斩首”之间，不能再划等号，它有了一个新分支，叫“Broad Hunting”，大范围猎杀。从战场表现来看，这种同时针对数万目标的大规模“定点清除”，已经成为了一种可行的、且经过实践应用的战术。

这是好是坏，尚有争议。

支持的人说：它好过无差别袭击。这次加沙战争持续了六个月，巴勒斯坦方面，伤亡总数超11万；哈马斯武装分子，满打满算有三万多，占比达到30%。和历史上的各种“屠城”相比，是不是要好上很多？AI是在降低“错杀率”啊！

反对的人说：除了“错杀率”，还有“错杀数”。“大范围猎杀”的应用，实际上大幅增加了攻击次数，推高了平民的伤亡人数。而且，70%的错杀率，你觉得可以接受吗？

然后，支持的人又会反驳：如果把技术改进一下，把错杀率降到一半以下，你还会这么说嘛？降到10%以下，1%以下呢？百分之0.000001呢？什么比例，是可以接受的呢？谁能保证不杀错一个？你说人命无价，杀错一个都不行？我们是在打仗，国家利益为重，国民的安全为重。算个总账，“错杀”带来的损失，小于“杀对”带来的利益就可以了。

最后那句话，我直接引用了以色列国防军对“薰衣草”问题的回复。

以色列国防军回应在加沙地区使用“薰衣草”：算个总账，“错杀”带来的损失小于“杀对”带来的利益就可以了

哲学上的论辩，很难有什么结果。但有一点，我想大家是有共识的：为了剿灭三万多名哈马斯，超过2.4万名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死亡，11万人死伤，110万人食不果腹，170万人流离失所，这超过了绝大部分人的道德红线，但凡是有点良知的人，都无法接受。如果没有AI，可能伤亡会更大，但即使有了AI，后果依然如此严重。

所以说，问题并不出在AI身上，该为此负责的，也并非人工智能。战争，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者的通行证。战场之上，以国之名，滔天的罪恶也能戴上正义的光环。如果杀错人之后，唯一的后果是浪费了弹药，那么AI存在的意义，也只能是减少了弹药的浪费。

从历史经验来看，把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军事作战是不可避免的。联合国主持了10年的谈判，希望对AI在战场的角色做一点限制，让各国可以更加“负责任”地开发和利用军用AI，但目前并没有多少成果。至少还没有一个国际公约规定，当人工智能判断错误时，谁应该对平民的伤亡和战争的意外升级负责，也没有一个有效机制，防止AI被有心之人滥用，成为排除异己、剥削“他者”的工具。去年2月，第一届“全球军事领域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峰会”在荷兰举行，中国和美国等60多个国家参加，并签署了《关于军事领域负责任使用人工智能的行动倡议》。以色列是唯一没有签署的与会国家。

所以，巴勒斯坦成千上万条被AI“错杀”的人命，到底该由谁来负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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