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香港法庭在拒绝保释申请时所用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很难形成统一规则。但从过往的案例来看，不少被拒绝保释的案件性质均不能与此次暴动罪相比。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就可以明白了。

比如2008年“艳照门”事件中有三人被检控，其中一名涉案程度最轻微的嫌犯，只有他被裁判官拒绝保释申请。当时裁判法官认为案情严重，被告定罪必判入狱。这名嫌犯被还押15天后获撤销控罪，当庭释放。据说这是某香港媒体在前一天报道他们较早前自行将数张照片提交淫亵物品审裁处评级后，揭发这名嫌犯所发布的一张照片只属不雅类别；律政司得悉评级结果后立刻检讨案情，最终律政司主动撤销控罪。

2013年，警司黄冠豪处理酒牌申请时收受馈赠，被判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立，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他犯的罪行是非暴力罪，法官都拒绝保释等候上诉。

2014年，一名嫌疑人被控管有适合用作吸毒器具及藏毒两罪。当时的裁判官因为没有给予原因而拒绝该嫌疑人的保释申请，遭高等法院暂委法官司徒冕严词批评“明目张胆滥权”。但戏剧性的是，这名嫌犯在获得司徒冕批准保释后，案件开审当天就弃保潜逃，直到2015年2月才落网。如果报道准确的话，可见法官在决定是否批准保释方面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和差异性。

如果连上面讲到的这些案件都可以拒绝保释的话，那相比之下，这些犯暴动罪的嫌疑人似乎更加不应该被保释。换句话说，给予保释决定本身可能发出一个错误资讯：这些人士的罪行并不严重，社会危害性不大。事实上，后来就有报道称，36个被控暴动罪的嫌犯全部获得保释的当晚及随后一晚，香港多处地方发生爆炸及大批车辆被故意纵火焚毁。虽然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这些被保释人士与爆炸或纵火案有直接关联，但至少可以说明这36名嫌犯被保释，给那些故意制造爆炸和纵火的人士以极大鼓舞。

观察者网：提到这一点，大家都会聚焦到香港外籍法官问题上，此前在“占中”、旺角案审理中就有质疑声，您作为法律界人士对外籍法官及法官本土化情况有什么看法？

顾敏康：从制度上说，《基本法》允许外籍法官，但这种制度显然存在商榷的地方，那就是立场问题可能影响他们对案件的判断。在一般案件上，他们可以非常专业，但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上，他们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情怀。法官向本地化迈进应该是一个趋势，但更主要的是法官必须尊重宪法和基本法，尊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威。

观察者网：此前港府宣布“The bill is dead”，若停止修例，对今后香港想要推动修法是否会造成连环效应，比如“23条立法”等？

顾敏康：关键是港府要硬起来，平息暴乱，重塑法治秩序，立即推出惠及最广大香港人民的经济政策，比如全民退休保障等等，这样才能重新开始推动执政。现在《逃犯条例》修订等同撤回，“23条立法”就更加困难，只能看时机了。

7月1日，香港特区政府成立22周年，港府举办庆祝就会。@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说实话，作为旁观者，在这场运动中看不到一个诉求，如果是反修例，那么港府已经做出退步，然而反对派又再次提出新要求，截至目前外界看到更多的是暴力、撕裂，各方利益群体混杂其中。

顾敏康：运动诉求其实是有的，就是充当美国棋子，搞垮港府，搞乱香港，拖累国家发展进程。中国政府日前一再警告美国不要插手香港事务，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避嫌也说香港正在发生暴乱，相信中国政府会处理好。大乱得大治，才能让“一国两制”运行下去。

观察者网：其实围绕香港近期大大小小的街头运动，最让人忧心的是“一国两制”被污名化，或者说似乎陷入“塔西佗陷阱”。香港该如何走出这场运动漩涡，恢复日常秩序？

顾敏康：“一国两制”是中央全面管治和香港高度自治，中央与港府应该从速协手，立即纠正目前混乱局面，为出台经济和民生措施铺平道路。

目前，除了常规手段外，平息暴乱的法律手段有三个：一是，由行政长官发布戒严令（《公安条例》），二是请求驻军帮助维护治安（《驻军法》），三是宣布紧急状态，适用全国性法律。

我个人认为，三者之间，戒严令值得考虑。根据《公安条例》第17条（E）规定，可由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颁布戒严令，宣布指定区域、指定时间禁止市民进行公众集会，指定区域以外的市民也不能进入“禁区”，警方有权拘捕所有违令者。

同时，应该提升警察的防卫能力。目前警方开始测试购买多时的水炮车，估计八月份就可以投入使用。这个措施最为妥当，因为它体现高度自治和自行解决社会动荡问题，比较不会引起国际争议。

8月6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杨光在回答记者关于“解放军是否会介入香港局势”时提到了三点，其中最后一点“我们相信，有中央政府坚定不移的大力支持，有包括广大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警队完全有能力依法惩治暴力犯罪，恢复社会秩序和安定。”我们也希望香港民众能够团结起来，重归发展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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