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您在北京奥运会前夕曾经提出过“鱼钩与长矛”的安全理论。这套分析框架其实也可以迁移到一些复杂的国际舆论战场上。您认为我们要怎么样精细地界定哪些是搅乱视线、消耗我们精力的“鱼钩”，哪些是旨在动摇我们根本立场的“长矛式”指控？基于这种区分，我们应该怎样进行差异化布局？

高志凯：“鱼钩与长矛”的理论与实践，是我高志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该理论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当时的政治局常委等很多批示，还为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及北京残奥会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个人认为，“鱼钩与长矛”的理论是传世理论。

一言以蔽之，“鱼钩与长矛”理论的核心是：有些事如同鱼钩，不要上当咬钩；有些事则像长矛，是杀人、毙命的武器弹药，必须立刻拔除。最大的危险在于混淆两者，把鱼钩当作长矛，或者把长矛当作鱼钩，从而自乱阵脚。

我举个例子，二战中日本被迫无条件投降有多方面原因，其中美国使用原子弹是一个重要因素。从这一角度看，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长矛，莫过于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但日本最终是被长矛逼降的，还是被鱼钩逼降的呢？

原子弹轰炸后，美国人在日本撒下无数传单，威胁称若不投降，将用成千上万颗原子弹彻底毁灭日本。实际上，美国第一批生产了三颗原子弹：第一颗在沙漠试验，第二颗扔在广岛，第三颗扔在长崎。投下这两颗后，美国已没有原子弹库存，且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造出第四颗。所以，美国人用原子弹当作鱼钩吓唬日本人，日本上钩了。如果日本当时知道美国已没有原子弹，或许不会在1945年8月无条件投降，可能还会负隅顽抗半年之久。若真如此，战争进程会有何调整，便是历史后话了。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常有人会混淆鱼钩与长矛，我们一定要分清两者。

我再举个例子，针对日本现在企图搞新日本法西斯、新日本军国主义，其最大的长矛是什么？不是高市早苗说的几句话，而是日本人现在试图搞原子弹。如果日本搞原子弹，就如同拥有了一把巨大无比的长矛，必将彻底破坏中日关系及整个东亚的稳定秩序。现在的稳定秩序建立在日本1945年无条件投降之上，日本一旦拥有原子弹，将是新军国主义、新法西斯重新抬头的危险时刻。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集中精力坚决制止日本搞原子弹，不能容忍日本拥有这一巨大长矛。我甚至喊出：日本搞原子弹之日，就是日本国灭亡之时。不仅中国人民不准日本人搞原子弹，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不应允许。

那日本有没有鱼钩呢？我觉得日本有些事既是鱼钩又是长矛。比如，日本官员经常参拜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着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或在狱中猝死的甲级战犯。

日本为何老去参拜这些“鬼神”？为何不愿与日本法西斯的阴魂切断联系？这是没有与日本法西斯犯下的滔天罪行划清界限，还想“借魂”重新走军国主义道路。对此，我们坚决反对并要求制止。

但当一个日本政客去靖国神社走一趟，这到底是鱼钩还是长矛呢？我个人觉得既是鱼钩又是长矛。靖国神社位于日本东京市中心，日本政客很容易就进去了。他们去了，我们就必须谴责、要求道歉吗？

我最近提出一个建议：把道义外交转变为法治外交。我们以后不要遇到什么事都去抗议，能否把要制止的事事先做出规定，制定成法律或条规？比如明确一部法律，规定日本什么级别以上的政客、官员、自卫队领导或议会议员若胆敢去参拜，就触犯中国法律，制裁将自动启动。

怎么制裁呢？比如规定其在12个月、24个月、36个月、48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内不得来中国，中国不欢迎。这样，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时就会掂量：如果自己去了，就自动触发中国制裁。

所以，我们需要尽快从道义外交转向法治外交。这样一来，不管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的目的更像长矛还是鱼钩，我们都能有针对性地用前置手段制裁这种错误行为。这就是我说的：不管日本人去“拜鬼”是出于鱼钩的目的还是长矛的目的，我们都能有的放矢，采取主动的法治制裁。

高市早苗担任阁员期间多次到靖国神社参拜。 资料图：法新社

观察者网：现在我们已经明显感受到了我们国家已经强大了、军力提升了，但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还没有摸索、展现出更合适地运用自身实力的模式。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我们未来应该如何更好地运用国家实力？在话语体系构建方面，您认为新的一年还有什么期待可以展望？

高志凯：举例来说，最近日本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非常严重。我们有关部门一直呼吁高市早苗首相收回错误言论，这种呼吁至关重要，但我个人认为这还不够。即便高市早苗收回了错误言论，这事难道就到此了结了吗？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把脉日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将此称为“高市早苗事件”。

“高市早苗事件”十分严重，它不只是关乎高市早苗所说的几句话。其根源可追溯至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当时日本自认为并未被中国打败，也未向中国无条件投降。甚至有人声称，自己也没有向美国无条件投降，是因为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放了原子弹，为了拯救日本民族才“终战”。这显然是一种绝对错误的历史观。

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犯下了滔天罪行，其灭亡是必然的。1941年12月偷袭美国珍珠港，更是加速了其走向灭亡的进程。到1945年8月，日本已无力扭转灭亡的大势。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必须强调两点：第一，坚决不准日本翻案，日本不能试图推翻1945年向中国无条件投降这一铁案；第二，坚决不准日本搞核武器，我们中国人民绝不允许。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造成中国3500万同胞丧失生命，我们怎能容忍日本再次搞军国主义、新日本法西斯？

所以，我们看问题一定要抓住要害：中日之间的问题，不在于高市早苗的几句话，而在于中国如何采取最有效的措施，彻底制止日本拥有核武器。

另外，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中日之争实际上是“捍卫还是推翻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所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之争。举例来说，《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像日本这样的战败国不能对战胜国构成威胁，不能以战争手段相威胁。若日本违反此规定，胜利国如中国就有权利单方面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且所发动的军事行动不可被解释为侵略行动，也无需事先征求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从这个角度讲，在处理“高市早苗事件”时，我们一定要抓大放小、目标明确，切勿跑题、看走眼。

那么，如何界定“高市早苗事件”的真实本质？如何确保中国站稳脚跟，妥善应对新日本法西斯、新日本军国主义可能带来的严重危害，确保中国以及整个东亚、东南亚、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稳定？核心在于：坚决制止日本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原子弹。

这里还需明确指出，日本现在想在外太空搞进攻性武器，破坏卫星及其通信，这也应属于日本无条件投降时相关规定所涵盖的内容。日本不能再危害中国，不能再威胁对中国发动战争，无论是在地面、海面、潜艇，还是在外太空。所以，我认为我们有关部门应看得更准、抓得更准、拿捏得更精准，避免被带偏。

观察者网：那么您认为我们未来应该如何更好地运用我们现有的一些实力？

高志凯：我举个例子，最近几年，美国和西方国家频繁造谣污蔑，声称中国“产能过剩”。他们满世界散布谣言，吓唬其他国家，说中国产能过剩，美国对中国发动关税战后，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卖不动，可能会倾销到其他国家。很多国家也被他们的话吓得够呛。

我觉得我们要向全世界阐明一点：中国不是产能过剩，而是经过几十年如一日的发展，现在效率爆棚。效率爆棚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在多个领域位居世界第一，比如发电量、互联互通水平，还有高铁、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以及码头建设等。此外，我们在深海探索、太空发展等众多方面也不甘落后，甚至引领世界潮流。

中国现在正在建设大量“黑灯工厂”，极大地提高了工业生产的效率。

反观西方很多国家，现在是效率拉垮。它们既未能实现能源安全，也缺乏综合性的工业发展布局。而且，它们电力短缺，发展自然受限。更重要的是，它们没有面向未来五年、十年、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清晰规划。正因如此，它们效率低下、发展乏力，却反过来怪罪中国，诬告中国“产能过剩”。

所以，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要害，彻底戳穿它们对中国的诬陷。不能西方一指责我们产能过剩，我们就忙着解释自己没有产能过剩，这完全偏离了这个问题的真正要害。

过去，美国和西方国家一直指责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在非洲搞“债务陷阱”。错，这不是债务陷阱。看看美国19世纪末的铁路建设，从大西洋到太平洋，铁路建设基本靠借债完成。铁路建成后，很多公司破产，美国还欠下大量债务。美国人自己搞铁路、公路建设都是靠借钱发展，那他们现在凭什么说中国在非洲帮助建设互联互通设施就是搞债务陷阱？

非洲国家迫切需要更加畅通、更加互联互通的道路设施。而且，互联互通不仅仅局限于交通运输领域，还包括技术、金融、数据以及AI革命等多个方面。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件事讲清楚。

我们既要揭露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的污蔑和诬陷，更要说服“全球南方”国家，让他们了解中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中国人民不搞侵略，不偷取别人的知识产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血汗提升效率，造福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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