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下午，由商务部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合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全球领导力学院承办的第八届虹桥论坛“开放贸易与安全发展”分论坛在国家发展中心（上海）举行。论坛直面全球经贸核心议题，邀请中外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如何构建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全球经贸体系。

在CGTN《对话》栏目主持人许钦铎主持下，苏州大学讲席教授、全球化智库副主任高志凯与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教授，就“安全”概念的定义与美国的滥用、保护主义的风险、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与不确定性等话题开展对话。两位嘉宾一致认为，历史经验表明，封闭与恐惧不会带来安全，唯有以开放、理性与合作为基础的全球秩序，才是通向持久安全与繁荣的道路。

以下为观察者网整理的对话文字稿，未经嘉宾本人校阅，仅供读者参考。

许钦铎：近年来，我们看到“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范围，如今涵盖了经济、科技、网络等多个领域。安全的名义正越来越被用于为贸易限制和保护主义辩护。那么，在开放贸易的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界定安全的边界？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全球层面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安全与合作的经济体系？

先请萨金特教授谈谈。您能帮我们理解“安全”这个概念吗？我记得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内，“经济安全”还是个颇具争议的说法，当时很多人并不确定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但如今到了其第二任期，几乎没有人再质疑这一提法，大家都默认“经济安全”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请问，经济安全有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定义？

萨金特：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没有统一的定义。人们常常用同一个词，却表达着完全不同的意思，有时甚至用它来掩饰真正的目的。

作为美国人，我必须说，当美国有人说“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做某事时，很多时候他并非真是为了国家安全，而是为了保护某种私人利益、以公共利益为代价。我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现在也依然在发生。所以我才说，没有所谓的“统一定义”。比如，马丁·雅克刚刚说到的“国家安全”，跟美国副总统万斯说的“国家安全”，其实并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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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我非常欣赏马丁刚才提到的关于“学习与遗忘”的历史教训——像我这个年纪的人会觉得特别惊讶：八十年前，美国其实是深刻理解贸易与开放的益处的。那是因为我们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历过错误，吃过亏之后才学到了正确的教训。可如今，这些教训基本上都被遗忘了。美国两党的领导人都对历史知之甚少，他们甚至不了解美国自己的历史，更别提中国历史了。

听了今天上午和下午的讨论，我没有太多要补充的。大家已经非常清楚地阐述了贸易开放的益处，包括背后的详细逻辑：事实是，没有所谓的“取舍”。支持开放的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变得更加繁荣，而选择封闭的国家则日渐萎缩。

许钦铎：谢谢萨金特教授。高教授，您怎么看？关于安全的概念如今被不断延伸，有时甚至包括意识形态安全、价值观安全。谁掌握了所谓的“话语权”，能设定议程、定义风险与安全，谁就相当于在全球贸易中占据了道德和监管层面的制高点。比如现在有人提出所谓“民主供应链”。您怎么看？

高志凯：非常感谢。我很荣幸能与我十分敬重的萨金特教授同台。谢谢你的提问。我想谈几点。 首先，如果忽视安全或轻视安全，一个国家必然会为此付出代价。 第二，如果把安全推向极端，你同样会让自己陷入不利。中国有句古话叫“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描述的是一场古代的恶战。当你陷入极端的安全焦虑时，眼中的每一颗草、每一片叶子都仿佛成了敌军。如果你在心里惦记着“魔鬼”，你会在墙上甚至在空气中都能看到“魔鬼”。

所以，在谈论安全的概念时，我们必须保持平衡。

我兼任中国能源安全研究所所长，我们的研究对象涵盖广义的能源问题，也以尽可能广的视角理解安全。在中国，安全有二十多个门类：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科技安全、军事安全等等。安全确实存在，也绝不能忽略。但任何国家都不应沉溺于“安全至上”的绝对幻想。正如萨金特教授刚才提到的，如果把安全概念滥用以服务其他目的，比如被意识形态目标所绑架，那就已经偏离了安全的本意。那不是安全，而是以安全之名行他途之实。

我想给中美双方的建议都是：不要因安全考量而“冻结”行动。要认真研究安全问题，但不要把它无限放大。面对安全，我们需要平衡的思维。

许钦铎：谢谢高教授。萨金特教授，您刚才提到，美国的两党领导人都忘记了历史，提到过上世纪三十年代、七十年代。您认为他们没学到的教训是什么？是保护主义、关税的问题吗？

萨金特：二十世纪的前半段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同时却让美国受益匪浅。那段历史中有许多值得反思的教训。让我举一个例子吧。

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几乎所有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都在欧洲——从俄罗斯、德国、法国到英国。美国当时只是个“边陲学术地带”，我们不是科学上的领军者，美国的优秀学生要去德国、英国或法国求学。

可到了三十年代，由于诸多原因，奥地利、匈牙利、德国等国主动或被迫地把一批科学家赶出了欧洲，他们流亡到了美国。顺带一提，即便在当时入境美国也不容易，但他们最终留下来了。短短五年内，他们就帮助美国成为各个科学领域的世界领先者，包括经济学——如果你愿意把它看作科学的话。

正是这些名字：冯·诺依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乔治·加莫夫（他是我岳父的论文导师）、爱德华·泰勒——这些人来到美国，他们的科技研究成功不仅帮助美国赢得了二战，也推动了全世界的科技与学术的飞跃。

1933年10月，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离开欧洲入境美国时的美国报纸报道

我们一直在延续这条道路，刚刚谈到了人力资源，而美国的很多初始人力资源其实来自中国。我本人是一名大学教授，我的许多优秀学生都来自中国，他们在中国学习数学、理科等基础教育的内容，中国为他们支付了教育成本，然后他们到美国攻读研究生，成为我最好的学生之一。所以我本人也是“开放”的受益者——我与许多在中国完成中学、本科教育，然后在美国读研究生的学者共事，这让我受益匪浅。

然而，看看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过去几个月以来，美国政府却表示打算限制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人数。这是在干什么，这不是在重蹈德国当年的覆辙吗？难道我们没从那段历史中学到教训吗？这就是我所说的“被遗忘的教训”。相较之下，我认为中国并没有忘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