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近年美国民间伴随政治极化愈发狂暴的政治热情，同样实行两党制的澳大利亚人反而走向了普遍政治冷感，选举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大学签到、大型行为艺术狂欢节和香肠品鉴会。

这导致了，在决定国家政策导向的层面：

a)在拥有稳定政党生态和候选政客人脉圈子的澳大利亚，强迫投票制确实倾向于按“理论”预期阻止极端政治。

当今美国，走温和路线、主张“现状略加小改动”的候选人，从哈里斯到纽约市长选举中的科莫全都趋于败选。为什么？因为打破“投票悖论”进入投票站，本就需要对政客强烈的、饭圈式的喜爱之情。如果尝试去统筹兼顾那些不太可能投票的人（这通常导致政策的中庸化），只会损害吸引基本盘这种喜爱的能力。

但在澳大利亚的强迫投票环境里，选民已经被赶进投票站了，无差别反对体制（投白票）的总是少数，大多数人总是会在现有政客中投一个的；而在奇葩的排序复选制下，澳大利亚的两党（工党/自由党）政治生态和美国一样高度稳定、一潭死水，局外人入场极困难（想想那个十年前与特朗普参选同时上新闻、至今依旧一事无成的极右翼“一国党”就知道了），“现有政客”始终就是两党被推出的那些熟面孔。换言之，无论他们多么无所作为，选票总是会从天而降。

这使得，澳大利亚政客的得票逻辑，不是唤起特定选民群体的狂热拥护或喜欢，而是避免整个社会中任何一小撮人担心因自己提议的政策利益受损——于是，两党都极其温和、并在实际政策上高度趋同，尽可能少做少错。例如，澳大利亚有种独步全球的“负扣税”（negative gearing），即中产交税补贴炒房的人从政府财政薅羊毛，房子越多、收入越高，从政府薅出的退税额越高，多年来人憎狗嫌，两党口头上都支持废除。然而，两党都永远不动手，因为他们深知，那些希望取消负扣税的选民无论如何都会继续投票给自己，何必冒损失那一小撮高收入房东票数的巨大风险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澳大利亚形成了一种“等效的一党制”。如果政治各参与方都几乎不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变革、所有可投的选项本质上都一样，当然就没有极端政治了。

b)然而，在拥有动荡政党生态和“不断刷新”候选政客的拉美环境中，强迫投票制反而放大了当红（在野）极端政见的影响力。

这就是我们在本次智利和许多南美国家看到的“常态化翻烧饼”——政坛不断在左右翼政党之间来回轮替，没有人能长期稳定执政的现象。

拉美与澳大利亚的主要区别有四：1) 选民的平均教育水平通常差得多，多数人没有意识形态锁定的投票对象党；2) 大量底层/弱势选民的经济状况差到足以愿意将“政府政策改变”视为自己的某种救命稻草；3) 比例代表制导致政党生态不稳定，作为选举单位的“政党联盟”几乎每次选举都洗牌重组；4) 新入局的激进政客很容易靠小范围初选胜利执掌一届选举的政党联盟，从而作为手握大量基本盘的“种子选手”保送大选。

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迫投票制“保证弱势贫民真能投票”特点所确保的大量情绪化、短期因果视野/利益导向、易受民粹鼓动的“游资”票，就成了那把足以“翻动烧饼”的锅铲。

这就解释了，南美大陆唯一从未实行强迫投票制的主要国家——哥伦比亚，为什么政治生态反而与澳大利亚相同：在本届政府（佩特罗）意外上台前从未“翻烧饼”，一直维持高度稳定的右翼政治。因为该国所有“传统”（亲美右派）政党都非常不受欢迎，完全是靠一多半贫困选民未投（近70年来的大选两轮投票率绝大多数低于50%，1994年甚至第一轮仅33%）维持着长期胜选！

我国台湾地区从2006年起实行强制垃圾分类回收，目前官方宣称回收率达60%，数字上已位居世界领先水平。然而，台当局的宣传存在巨大水分：垃圾只要实现“再利用”就计入回收率，而台湾相关产业链基本全为私营，一批垃圾只要被收垃圾者上报为“成功卖给了下家”，统计上就算实现了“再利用”——下家烧掉/填埋了也是利用，卖到亚非拉填埋甚至堆积了也是利用

3. “自由”“民主”的“价值”之争，及二者与客观良政的矛盾

强迫投票制对多数美国人是个很陌生的概念。典型的英语美国人第一次听说这个制度、尤其如果先知道拉美而非澳大利亚实行这个制度时，往往会凭直觉认为这是反民主的——因为“投票应该是一种自由表达”，而后者“天然包括沉默权”，不投票的权利本应保留作为对“现行体制整体”之类事情的抗议。

然而，典型的澳大利亚人和拉美人通常认为，被强迫的投票无非就是一种公民义务，和陪审、应征、接受人口普查等义务没什么区别；许多拉美人会进一步认为，非强迫的投票制才违背了民主原则，因为它导致选民结构的不完整和偏见，造成了国家前途上“少数绑架多数”的命运。至于行使“不投权”，只要投白票就行了。

这种价值观争议，实际上暴露了美国人长期以来受到的“指自由为民主”宣传影响。正是这种思维逻辑，阻碍了他们认识到“自由”与“民主”两个近代以来所谓“西方价值”内在的分裂性：民主会在一定程度上压制自由，而自由会在一定范围内削弱民主，根本不存在一种一头是至善至美“民主自由”、另一头是不知道什么的，能套用基督教二元思维模板的正邪对立关系。

与此同时，对这两个理念脱离生产生活实际需要的抽象化、计量/数学化和神圣化，都可能会削弱它们本应保障的东西，也是西方在鼓吹“自由民主”之前所自我鼓吹的——“文明”，或者说“客观良政”（从富国强兵到公路补坑）的实现和维持，使国家治理的本末倒置了。

20世纪初的美国宣传画：山姆大叔带着“文明”——教育、先进科技和基础设施，迈向古老的中国；自由？民主？法治？在那时的他们自己眼中还不如宗教重要，连上书本封面的资格都没有

结语

近代以来民主价值观在世界的普及是伟大的。在我国，它打破了鲁迅在《药》中描述的那种封建时代绝大多数“非知识分子中国人”对国家命运麻木不仁的看客心态，确保了辛亥革命后历次复辟的失败，为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铺垫了群众基础。在全球范围内，它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象征和主要旗帜之一，倒逼了西方各资产阶级政权向本国工农大众进行利益让渡，阻止了大部分垄断资本主义世界滑向法西斯专政的无底深渊。

然而，当把“democracy”或“群众统治”的价值观落实到操作层面时，无论东西方都出现了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残酷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很快就意识到简单的事事投票表决对“客观工作实效”的严重掣肘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西方政治的观察日益增加，我们日益意识到，他们的民主理论-实践体系，即使是最近30年来进一步发展的，仍然存在着内生矛盾；他们的精英们犯了和其他社科领域一样的错误——理科化，陷入了超越社会现实的各种数学证明、模型分析细节上的形式完美中不能自拔，逐渐脱离了“提供社会治理进步方案”的初心。

由于坚决抵制西方颠覆尝试、维护了人民民主专政和独立主权，我国有条件对民主价值进行独立自主不受西方资金、颠覆势力与舆论干扰的探索。从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我国进行了一些基层政府首长直选的尝试，包括步云乡、南城乡、石屏县等，但在出现一系列争议后探索被暂停，西方的“一人一票”在我们的社科知识界里更多变成了一种心理学上的滤镜幻想。然而，现在随着对西方的进一步了解，我们意识到，即使在发源地，统计式的民主实现形式，实际执行起来同样面对许多柴米油盐的、他们往往自己并未从理论上充分解决的技术问题。

我们自己过去对外介绍自己的制度时，往往对使用“民主”这个词有畏惧感，潜意识里还是觉得西方选举的那一套才是“民主”，我们是用来做某种招牌的。然而，随着人类进入新一轮技术革命、我国的经济社会基础提升，新时代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探索正逐渐显示出超越西方的实际治理效果。在近年欧美国家极右翼和新纳粹-法西斯势力抬头、大资产阶级直接下场参与政治，“西式独裁”民粹情绪不同程度死灰复燃的情况下，不受“西方主流价值”和大资本干扰的中国实践，反而拥有一枝独秀的生命力。在最坏情况下，我们将承担为全人类的民主理想保存火种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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