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的自愿与否”如何定制了智利和其他国家的选举结果？

现在让我们回到智利大选的新闻上来。

在2025年12月14日智利总统大选第二轮中，极右翼候选人、纳粹德军后代、皮诺切特崇拜者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以得票率58%对42%击败执政联盟推举的智利共产党候选人珍妮特·哈拉当选总统。在同时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卡斯特虽然其自身所在的极右翼政党席位数非常少，但如果算上“独立”候选人，其反共产党-社会党的泛右翼阵营席位在参众两院都超过了半数，实现了某种“赖清德式”的低民意/高反对率完全执政。

在近20年的皮诺切特独裁统治后，智利首先实行了一项“允许自愿登记投票，但登记后必须投”，类似于我军义务兵役制运行逻辑的投票制度，然后在2005年转为完全随意自愿投票。博里奇上台后，又恢复了完全的强迫投票制，原因正是前面说的投票悖论——即使选举日设在周日、周日上班的人当天自动获得至少两小时带薪投票假，但投票率仍然低得离谱，尤其在地方选举、或者Reif & Schmitt所称的“次等选举”（second-order election）中，投票率普遍低到可笑的程度：

2021年智利大区（最高一级）地方选举中，第一轮投票率平均仅35%-40%，决胜的第二轮选举中平均投票率甚至低于15%。在拉各斯、阿塔卡马和安托法加斯塔（上图）三个大区，仅12%的选民参与了二轮投票；仅2.3%的选民左右了阿塔卡马和阿劳塔尼亚的最终区长人选。

那么，为什么在并未实行强迫投票制的美国，“民主”选举可以长期运行下去呢？

这有许多正负两面的原因，但美国的选举价值观本就不关注全民代表性。成年人口约2.7亿的美国，仅2.4亿人有历史选民登记记录，2024年总统大选投票中仅1.6亿人参加；7000余万张按适当地域分布的MAGA票就决定了特朗普在这个拥有3.5亿人口国家的二次上台。

本节讨论与这种现象相关的一系列特征。

1.投票权的阶级性

将“国家强迫选民投票”的表述弱化推广到“国家降低选民的投票成本”，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一个在美国老生常谈的党争议题：投票压制。

美国建国之初，印第安人不算公民，黑人不算人，十三个白人殖民地的定居点呈现出相对合理的网状结构和分布距离。这时没有统一的普选，选举人团由州议会以任何方式推举，只要在总统最后一个任期十二月第一个周三到来前的34天内将他们派到国会即属合法。

电报时代到来后，这种推举被法定在同一天普选产生（以防后投票州的代表查看先投票州的结果作弊），而这一天被草率地定在小麦已收割、寒冬还未到来的11月第一个周二，由于当时妇女“不算人”，男性户主在周日参加礼拜后周一打马上路、前往设投票站的县城，投完后快马加鞭刚好能在周三集市时赶回家——如果住得远还没有马，除非愿意且有钱提前住店（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农民一样，早期自给自足的美国白人开拓者农户往往终年没有美元，酒和邮票都是典型农村硬通货），否则就算自动放弃了。

事实上，直到20世纪的美国南方农业区，自动放弃的农民一直是压倒多数。在黑人和妇女均已获投票权的1920年阿肯色州，10万人投票给了考克斯、7万人投给了哈丁，共17万人投票，但该州当年人口普查数据175万。即使假设其中一半是小孩，也只有20%的适龄“潜在选民”投了票；至于剩下80%的人，“没兴趣”（无论真的还是被迫）或“不识字”这两口锅总要背一口！

不强迫选民投票导致选民“被迫没兴趣”是很容易理解的。上例中，从政府视角，与其为这些分散农户设立50个投票站，不如合并成1到2个，方便、省钱，且降低舞弊风险。在城市里也类似，既然投票不是义务，为什么还需要许多投票站？理论上，可以让一个投票站分管一百万人，只要后到的人排队就行了；继续在周二（城市工作日）举办投票，让下班才有空的人排队就行了；还可以让投票站五点关门（可免付工作人员加班工资），让五点下班的人自己一秒钟内赶到就行了。

如果政府没有理由强制保证选民对投票的“可参与”性，只要稍稍自我放水，就能轻易把特定潜在选民的意愿挡在门外。而这些被挡的“样本量”并非按行业、年龄、财产状况随机分布的，天然应当工薪族多，老板和自由职业者少；健康享受的老年人多，忙于职场的年轻人（以及伤病缠身/打零工的老年人）少；生活富裕优渥的多，贫困难以糊口的少。

按此简化模型，可推出利普哈特（Lijphart）等人提出、与现实中“美国的压制投票实施方主要为共和党”相印证的观点：不强迫选民投票的理想“直选民主”政权，天然倾向于选出右派。

这是对美国“民选”政客一直放任“斩杀线”存在发展、却不受选票惩罚的一个很好的解释。毕竟，已经或接近掉入“斩杀”螺旋的美国人，在没有国家强制力帮助的情况下，很可能已无法正常注册（需地址）和投票（翘班/绕远/拿出有效证件），不会进入选民池子了。事实上，当今美国的活跃选民确实集中于有稳定工作、可灵活规划时间/请假的中产以上阶级。

2.政治参与度和政策导向

那么这里就出现了第二个问题：智利左派推出的，“强迫全民表达政治意愿”、按上述理论有利于穷人的制度，为什么反而促成了左派自身的垮台？

这涉及到强迫投票制如何影响政治参与态度和方式的问题。

智利的事情，其实大致符合传统的西方政治学理论：强迫投票制或其他任何原因导致的高投票率，会使少数理念“狂热者”人群的投票，遭到大部分“被赶进投票站”的乐子人和日子人选票稀释，从而阻止特朗普或当年查韦斯这样拥有“相对少数狂热支持”的民粹领袖（无论左右）掌权。

问题是，当这一理论与上一节对同一现实的预言打架时，如何判断哪一个应占据主导呢？

委内瑞拉废除强迫投票制后的第一次大选（1998年）就将当时被认为“极左”的“21世纪社会主义”者——查韦斯送上了台，但白票和未投数加起来远远超过了查韦斯的得票数。这与博里奇本人2021年在智利的当选如出一辙。在智利共产党和左派知识分子未能深入基层、将群众宣传解释工作下沉到位的情况下，博里奇恢复强迫投票制，引入的大量“盲流票”反而帮了哈拉倒忙

按笔者个人的观察，大概是这样的：

在激发选民个人对“民主政治”参与度的层面，

a)在选民对本身生存环境普遍不满的环境中（例如拉美国家），强迫投票制倾向于按“理论”预期激发全民的政治参与热情。

不同拉美国家的法律惩戒力度并不相同，但都突出一个“制造麻烦”。以秘鲁和巴西为例：

前者除高龄老人、残疾人、出国、窗口行业和居住地距最近投票站超过50公里的人外，不投票罚款约200人民币，足够一个普通人几天的生活开销；如果被征召为投票站工作人员（系从投票站登记的70岁以下非政务官、候选人和军警选民中抽出的临时职位）不报到，则罚款约600人民币，是一笔让正常地区普通人相当肉痛的钱，以至于在国家划定的贫困和极度贫困地区，这笔罚款额被迫降至一半和25%。

而对后者，虽然不投票的罚款只相当于四到五块钱人民币（在巴西大多数地区约等于一斤多大米或一听可乐），但无论是缴纳这笔罚款、还是用网络申请“异地免投”，手续都令人颇为头大，于是人们已习惯了只要有选举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去投了再说。

最近几十年来，这种“服从性训练”在拉美各国成功塑造了将“去投票站签到”视为天经地义的集体潜意识，以至于周期性发生“逃犯因参与投票被捕”的新闻。在这些国家，美国式的选票压制成了一种很难理解的事情，而印度-台湾地区式的贿选“包投”则是十分困难的。

b)在选民本身生活体验较好的环境中（例如澳大利亚），强迫投票制反而抑制了政治参与意愿。

在我国有些知识分子眼中，即使在这个“直选民主”礼崩乐坏的时代，澳大利亚“强迫投票+排序复选”的独特选举制度还是很有粉色滤镜的。国内某问答平台上就有一篇2025年新发布的科普文（虽然宛如AI生成的），其中写道：

澳大利亚人为什么愿意接受（笔者注：强迫投票制）？最根本的原因，是澳大利亚人普遍信任自己的制度。他们知道选票不是“摆设”，每一次投票都可能改变生活。澳大利亚选民也习惯了用选票给政客“颜色看”，不满意就换政府，毫不手软。在澳大利亚，没人会说“我一个人的票没用”，也没人会说“反正谁上台都一样”……

但实际上，由于自由党/工党政客都被迫松散地“代表所有人”，任何人的投票都无法造成明显的政策倾斜反馈。结果是，根据政治参与指数等实证数据，澳大利亚人的政治参与热情不仅低于美国人，而且自2006年以来一直在下降。

2025年格里菲斯大学一篇发表在《政治研究》（Political Studies）期刊上的论文调查了1500名澳大利亚Z世代年轻人，其中高达878人因“未就业”、“政治兴趣低”和“对（西方）民主感到幻灭”等原因选择直接交罚款，剩下622人中也有近一半（47.4%）表示他们去投票只是舍不得罚款的钱——仅133人相信“投票会带来改变”，22人真对政治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