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狄薇薇】

笔者在之前关于智利选举的文章里曾经提到，去年的智利总统大选第二轮，是一次共产党员与纳粹后裔的选举。后来，选举结果出来了：特朗普没有“失去”圣地亚哥，在他快速加压的“门罗主义特朗普推论”大气候与智利本国的小气候共同决定下，他的小迷弟（也就是前述的纳粹后裔）卡斯特以得票率58%对42%击败了共产党候选人哈拉，当选下届智利总统，于当地时间3月11日宣誓就职。

智利新任总统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 资料图：新华社

“翻烧饼”虽然是拉美政治的传统，但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每翻一次都是独一无二的。具体到智利2021年至今这轮特定的翻烧饼，“强迫投票制”的恢复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变量。

强迫投票制，亦即“投票站签到”、缺勤会被惩处的法律，以及背后的价值观，其渊源是什么？会如何左右西式民主的选举制度，应当如何看待这种技术性计量准则导致的“定制”效应？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投票悖论

在关于阿根廷的上一篇文章中，笔者曾初步触及了西方社会选择理论研究者建立的一些理想模型，例如“多数规则”和“排序规则”导致的结果差异。

在社会选择理论中有一个著名的数学规律“阿罗不可能定理”，用简单的定性语言可以表达为：“没有任何规则能够满足无关选项的独立性原则，即在两个选项A和B之间进行选择不取决于第三个无关选项C的质量”——进一步“中译中”，在政治学领域，可以理解为，无论是基于“多数规则”、还是“排序规则”的投票制度，都不可能从逻辑本质上保证获胜者为多数民意的选择对象。

事实上，西方政治学在这里直接证明了当代中国的干部选拔体系在“多数代表性”上优于上述两种投票选举制度——在该理论下有一个可用数学证明的推论：“基于基数效用的规则”（以组织部民主测评常用的那种多维度评分表为典例）不受阿罗定理影响

作为率先尝试“社会科学定量化”、“社会科学数学模型化”的学科领域之一，西方政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但其中很多本应普及到西方国家大众、从而重塑他们对自身政治制度认知的成果，却被长期局限在学术界和“贵族知识分子”阶层，在他们的民间则被反智、奶头乐和消费主义的宣传机器淡化或带偏了。

本文中，笔者打算讨论另一个由西方学者自己提出、但实际上足以动摇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整个价值叙事的话题——投票悖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强制投票”价值观。

投票悖论，也称“唐氏悖论”（Downs Paradox），1957年由当时年仅27岁的美国政治学家安东尼·唐斯在其名作《民主的经济理论》中提出，含义为：

根据西方经济学“理性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假设建立的理想个体模型——“完美利己、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天然应当放弃参与选举投票。

这是因为，现代国家举办（非基层）选举时的选民总数实在太大了。自己那一票成为左右选举胜败“关键票”的概率，相对自己去分析候选人、注册选民、前往投票站、填写选票等付出的时间精力成本，总是几可忽略不计，即“投票行为”的预期收益低于成本：

其中，U为“投票的预期效用”，B为“自己一票成为（影响投票结果）关键票时给自己带来的收益”，P为“自己一票成为（影响选举结果）关键票的概率”，C为“参与投票的（时间精力经济等）成本”。

实际上，除了针对某项具体政策的全民公投外，西方的绝大多数政治投票是选举代议员或“承诺”代行某种政策的潜在统治者，然而代议员并不直接施政，本就无从追责；而目前西方没有任何一个民主制度规定了对“当选统治者客观上未履行具体选举承诺”行为进行公诉或其他有效惩罚的机制。与此同时，统治者实行大幅政策改革导致其支持者收益适得其反的例子比比皆是，“美国大豆农民因其支持的MAGA政策如期实施而破产”之类例子数不胜数。

因此，P实际上是三个概率——“自己一票成为（影响投票结果）关键票”P1、“因自己影响获得的投票结果实际导致了预期政策改变（通常意为‘政客履行了其竞选时理性上确实有利于自己的竞选承诺’）”P2和“因自己影响获得的选举结果实际对自己有利（即‘政客所履行的竞选承诺按预期在经济上生效’）”P3的乘积。

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个亿万分之一的小数，因此只有当一个理性经济人掌控的资产价值达到远超亿万量级、而选举导向不同结果可能显著改变收益（最典型的例子形如“选举可能导致共产党上台”）时，他才是有理由投票的。然而现实中，如果一个人拥有如此之多的资产，早就可以直接将选举制度击穿了！至少对笔者所留学的美国是如此，马斯克用“每天开奖一百万美元”做了示范。

总结一下：“实施投票”这一行为，天然违背了“理性经济人”的建模准则，是作为理想模型的后者所不可能做出的决策。这就与西方经济学形成了基础性的矛盾。

当今我们经常听到的“自由民主”，在汉语中几乎成了个带感情色彩的形容词，但从西方本来的学术意义——liberal democracy上说，它意味着一种特定的东西，即定量化的政治模式与基于自由主义基本理论的西方经济学的结合体。投票悖论展现的正好是这二者间的固有冲突，而由此我们可获得一个推论：

理想环境下，自由资本主义政治趋于完美的发展尽头，必定是寡头/财阀与法西斯政客的共治。

希特勒和下注给他的军火老板们 东德电影《台尔曼：阶级的领袖》（1955）剧照

现实中，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人”和理想选民都不存在，因此那样的反乌托邦前景通常不发生（一些拉美毒品-东南亚电诈军阀政权可能例外），使得投票悖论的重要性在西方政治学体系中被严重低估了。后者在其理念内部对它的反驳方式都是非数学的，因此非常脆弱，根本经不起推敲：

例如，有些修正模型设定选民只有“有限理性”，那为什么一个建立在某种对这一不可靠因素高度依赖之上的体系相比其他体系具有道德优越性？又如，有些修正模型设定“理性选民具有利他主义精神”，那岂不是论证了民主与基于利己理性的西方经济学天然无法兼容、公有制经济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现在西方尤其美国的选举政治其实是不民主的？

还有一些比较搞笑的反驳论点。1990年代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选民投票给政客的个人利益并非源于政客行良政，或者说他们指望的压根不是“通过投票实现所期望的政治结果”，而是自己能立即获得的、完全情绪性的“表达性利益”——用杰弗里·布伦南的原话是“就像为运动队加油一样”。

且不说这个“因为投票没有用，所以应当维持投票制度”的“饭圈情绪价值”逻辑，英国在一群乐子选民的“表达”中意外成功脱欧、特朗普2016年在红脖子“表达”中意外通过共和党初选（反而不民主的民主党初选成功掐掉了桑德斯），无不在提醒西方，他们在今天这个丧失殖民地日久的“美丽新时代”，已不复有这种在儿戏中挥霍国运的容错本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