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选举制度改革后，第七届香港立法会于2021年顺利诞生，开启了“爱国者治港”新篇章。这一历史性转变，让香港社会重归安宁，却令部分人士如坐针毡，质疑其沦为“橡皮图章”的声音从未断绝。

行政立法关系“前所未有”之顺畅，是否意味着监督缺位？观察者网对话了报名连任的立法会议员、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副主席邓飞，解读立法会及其过去四年表现，并基于其竞选主张，探讨了当下香港教育面临的严峻挑战。

【对话/观察者网 李泠】

·立法会绝非“橡皮图章”

观察者网：回顾上一届立法会的工作，您认为整个议会的工作氛围和运作效率如何？外界常有声音称“建制派是橡皮图章”，您认为过去四年的表现是否回应了这一质疑？

邓飞：立法与行政之间是分工关系：政府提案，立法会审议、修订或否决。而过去四年，立法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经济民生议题上，避免了无谓的政治争论。但这并不意味着讨论不尖锐。恰恰相反，去掉政治争议的外衣后，经济民生议题的尖锐性更加凸显，不同阶层和政团之间的利益矛盾直接摆在台面上，大家直接对着干了。例如，劳工权益保障议题会引发企业界议员的质疑，而对企业有利的议题则会遭到工会的强烈反对。

香港立法会 资料图来源：立法会官网

此外，我要纠正“立法会是‘橡皮图章’”的错觉。

立法程序有所谓一读、二读、三读，其实在二读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中间环节，叫做“委员会审议”。这个环节是针对草拟的法律中英文逐条逐句地去审议。在这个时候，议员会提出大量的修订意见。这意味着，最初一读的法律草案文本，和最后三读通过的文本，并不一定完全一样。

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针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这部法律草案，政府保安局和律政司在一读提交立法会时，大约有180多条条文。但在三读投票时，其中90多条被修订了，修订幅度超过一半。

立法会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后，行政长官李家超、特区政府官员和立法会议员在立法会会议厅合照。

你想想，像23条立法这样敏感、严肃、重大的法律草案，立法会的修订程度都这么高，更何况其他没什么敏感性的普通经济民生法案——关于经济民生议题的法律草案修改，其实只要道理上说得通，是追求整个社会的最大利益，那么政府一般也都愿意采纳。此外，本届立法会还否决了特区政府提出的《同性伴侣关系登记条例草案》。

因此，可以看出，在实际操作中，立法会议员们基本上还是实打实地把《基本法》和其他相关法律赋予立法机关的权利用足、用尽了的，绝非形式上的“通过机器”。

观察者网：基于过去四年的经验，您认为立法会在程序或内容上有哪些可以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邓飞：立法会本身的制度和程序并无太大问题，如果真要改进什么，可能议员个人对立法规则和技巧的掌握程度的差异，是可以关注的方向。有些议员，比如律师或者像我这样学公共政策的，更快适应，而其他背景的议员可能需要更多时间熟悉。

观察者网：从个人角度，您如何评价自己过去四年的工作？有哪些具体贡献？

邓飞：这四年下来，我觉得自己也学到了很多。我虽然是学公共政策的，但那毕竟是理论，现在可以付诸实践了。做了议员之后才发现，投入立法会的工作时间真的很长、很长。我90%的时间都放在立法会，其中大约有6成用于开会，参与讨论、发言、表决等等；剩下4成时间要与跟各界联系，毕竟我们不能闭门造车。可以说工作强度不止“996”，甚至是“997”——不光是我有这个看法，我听过很多议员都说没想过会这么忙。

总结过去四年在议会的投入和参与，我整理了一些数据：提出质询65次，议案/法案发言112次，加入了26个小组委员会和35个法案委员会。此外，也担任了推动香港成为国际教育枢纽小组委员会主席、教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

至于过去几年在推动教育发展方面的努力，包括：改善了公营小学中层管理人手、理顺了公营小学校长及副校长的薪酬；疫情期间，为北上开学的学生争取到了“人文关怀通道”；推动了教师操守指引的更新；建议并成功提高了高等院校录取非本地生的比率，如今香港八大院校录取非本地生的比率已由20%增至50%。再比如，原本自资院校招收内地学生设有百分比限制，这种做法带有一定的歧视性，我此前呼吁尽快改革；如今，教育局已宣布6所自资院校从2025/26学年起，可分阶段增收非本地生至40%，并在全国所有省市区招生。

观察者网：记得四年前的立法会选举，那时修例风波刚过不久，您当时曾提出教育界需要“降温”，让教育回归教育。过去四年中，您为此做了哪些努力？

邓飞：我最主要的努力是两点，其中一点是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到位。现在特区政府已经成立了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同时也把通识教育科改成了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去掉了一些不必要的政治性内容，历史课程也在不断优化。二是推动香港教育国际化，目前高等教育已取得进展，未来希望延伸至基础教育。

“内地考察”是香港公民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截自公民科内地考察专页

观察者网：在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到位的过程中，是否有遇到什么阻力？我看到有观察指出，当下的香港社会仍存在一些“软对抗”。

邓飞：就我的经历来看，说完全没有，倒不至于，但是整个政治形势都变了，因此那种有组织的、具备规模效应的对抗，我还真的没碰到。

观察者网：那没有组织的、小规模的对抗是什么样的？

邓飞：比如，某些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可能会阴阳怪气、冷嘲热讽。顶多就是这样，不至于生成规模效应，更不会上升到能主导政策实施的程度。

对于这个问题，我比较乐观。因为现在的教师队伍在更新换代，有很多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入行当老师，他们没有被反对派“洗脑”过，没有什么历史包袱。所以未来最关键的是要做好新入职青年老师的工作，比如加强教师培训，或者通过教育团体做好联系年轻老师的工作，保证他们都保持着比较正面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