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图的投票结果中可以看出，大部分东南亚、中东和一部分北非国家表示支持死刑，而欧洲和南美州地区的国家大多反对死刑（其中欧盟全部成员国均已废除死刑，欧盟甚至直接将全面废除死刑作为新成员国申请入盟的条件之一）。

有趣的是，这张联大暂停死刑决议投票结果的地图和下面这张天主教徒占比地图有很高的相似度——反对死刑的欧洲和南美恰好也是世界上天主教徒占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

世界各国天主教徒占国家总人口比例（颜色越深天主教徒越多）

诚然，相关性不能推出因果性，但是支持废除死刑和天主教信仰确有渊源。天主教反对死刑的理由和他们反对堕胎的理由类似，即认为万物皆来自“上帝”（“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纪1:27》），每个人被“造出来”后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只有“上帝”才有裁决人生或死的权利。

现任罗马天主教教宗、出生于阿根廷的方济各就曾在多个场合严厉批评死刑“不人道”“违背福音教导”，他认为“给那些犯下大错的人改过自新的机会才是真正有利于社会的”。方济各从上任以来至今，一直在积极号召“全球废除死刑”。

去年5月，教宗将天主教教义中的“只有在抵抗不正义的侵略者时才可使用死刑”修改成了表述更为极端的（在任何时候）“死刑不应被允许”，原因是死刑“破坏了人不可侵犯的神圣尊严”。

长期以来，教会在反对死刑方面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各地的主教经常诉求停止执行死刑。2001年时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甚至直接敦促美国前总统小布什“饶恕”将被处死的恐怖分子蒂莫西 · 麦克维。此人策划的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导致168人死亡680多人受伤。

在拥有八成以上天主教徒人口的菲律宾，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以及经济和教育领域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教会势力的渗透。去年，天主教会就曾因抗议总统杜特尔特呼吁恢复死刑打击涉毒犯罪，而和政府发生激烈冲突。最终使得杜特尔特愤怒地宣布自己“不再是天主教徒”并抨击“天主教会是菲律宾最虚伪的机构”“天主教主教是无用的傻瓜”。

在美国，废除死刑的州大多有相对较高比例的天主教信众（伊利诺伊州 30%，新泽西 41%，新墨西哥 25%，纽约 37%）。一些信仰天主教的政客，比如伊利诺伊州州长帕特 · 奎因和新墨西哥州州长比尔 · 理查森，在推动该州废除死刑的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在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宣布恢复联邦死刑执行之后，弗兰克 · 德韦恩教长立刻代表美国天主教主教团表达抗议，并敦促有关联邦官员“要被上帝的爱所感动——这种爱比死亡更强大——然后放弃已公布的处决计划”。

在西方学界关于政治哲学的讨论中，美国通常被当做“政教分离”的典范。美国的建国者当初也是按照约翰 · 洛克在《论宗教宽容》中所提出的“必须严格区分公民政府事务与宗教事务，并正确规定二者之间的界限”来设计政治体制。

在现实中，虽然政府和教会（state and church）的运作已经相对独立，但美国实行的票选党争制度导致政治事务和宗教事务（politics and religion）始终难解难分。仅从废死这一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出，在今天的美国，洛克所倡导的“不论是个人、教会和国家，谁都没有正当的权利以宗教的名义而侵犯他人的公民权利和世俗利益”很难付诸实践。

三、“死刑不道德”论

除了部分宗教势力积极废死，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非教会的自由派政治团体主张废除死刑（比如当下正在转向支持废死的美国民主党）。他们给出的一类最常见的理由就是“死刑是残酷和不道德的”或“死刑违背了人权”。

国际特赦组织就曾说：“《世界人权宣言》、其它国际人权文书和许多国家的法律都承认‘生命权利’和不遭受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或惩罚的权利。死刑侵犯了这些权利。”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则直指死刑是“远古刑罚的遗留”，“像这样野蛮的做法在文明社会中没有位置”。

以上反对死刑的人口口声声“现代国家”“文明社会”，但他们所持的这种绝对的“人权”观恰是西方古代宗教迷信的产物。美国《独立宣言》中的名句“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所有的人受造而平等，上帝赋予了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其思想来源就是基督教的一神论叙事。也正因为用世俗的理性无法推导出那些“不可剥夺”的所谓“自然权利”，所以美国国父们才不得不使用“不言自明”这样的字眼蒙混过关。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生命权”并非绝对的“权利”（事实上连美国也并未废除死刑，有违独立宣言的说辞）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无论是否信仰基督教，当人们发现有个体危害了共同体的利益，那么国家就会使用实施死刑或发动战争的方式来保护共同体。近几百年恰是信仰“人权不可剥夺”的西方殖民主义者通过各种残酷野蛮的手段剥夺了世界上无数人生的权利。今天西方国家一边在中东征伐无度、荼毒生灵，一边在国内声称“生命权不可剥夺”，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显然令人难以信服。

还有一些“死刑不道德”论者（比如前文提到暂停加州死刑的州长纽瑟姆）认为“死刑可能导致误杀”，如果明知死刑判决中会出现错误，却依然继续执行死刑，那么法律就是在允许错误地杀人；也有人（比如“国际特赦组织”）援引法理学家贝卡利亚的名作《论犯罪与刑罚》说“死刑是不可补救的刑罚，一旦错误执行将不可挽回”，所以我们要废除死刑。

上图：加州州长援引美国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并声称：现在待处决的死刑犯里还有无辜的人（Image: theintercept）

下图：国际特赦组织支持废死的理由：错误总是不可避免，而死刑犯下的错误不可补救。

误杀的情况确实是存在的。一篇发表在201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的论文指出，在美国已经执行的死刑犯中，有4.1%后来被证明是无辜的。也就是说每处决25人，就错杀了1人。但以“误杀”为由主张废除死刑并没有很强的说服性。冤假错案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出在司法制度本身，和最后的量刑阶段无关。

像纽瑟姆州长这样的自由派人士如果认为有“误判”，那么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是完善司法体制，确保司法公正，减少司法任意性并建立健全的冤假错案预防和纠错机制。纽瑟姆不去推动加州的司法改革，反而直接州长披法袍，把已经三审定谳的犯人从死刑改判为实质性的无期徒刑，这只不过是为了个人政治利益践踏司法，完全无助于实现社会公正。

在美国的司法体制中，造成冤假错案的两个重要因素就是陪审团制度和控辩交易。根据美国西北大学发表在《实证法学研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统计，平均每8件案子里陪审团就会错判一件。更可怕的是，九成以上的刑事诉讼根本就不会被呈上公堂。纽约南区联邦法院法官杰德·拉科夫指出：“在现实中，美国刑事司法系统几乎完全是一套关门交易制度，在没有司法监督的情况下控辩双方私下完成控辩交易。在很大程度上，诉讼结果仅由检察官决定。”

另外在美国，正规途径实施的死刑其实并非政府处死公民的主要手段。由于民众可能持枪，美国警察为了反制歹徒“军队化”程度极高。我在美国生活的这几年里还没见过一个不配枪的警察。掏枪和射击对美国警察来说也是家常便饭。往往当事人在警察没让下车的时候下车，或者手稍微挪动到口袋附近就被射死了。在2018年全美国只有25个人被处死刑，但有992个人被警察枪杀，大部分的“死刑”其实都当街执行了。这其中的“误杀”更是比比皆是。

四、“死刑种族歧视”论

支持废死者的另一个常见的观点就是死刑歧视有色人种。

在美国，死刑的存废牵扯到非常复杂的文化和种族因素。在殖民地时期，死刑的使用非常随意。根据17世纪的文献，在弗吉尼亚殖民地生活的人们会以“摘邻居花园里的花”“因为饥饿偷窃食物”“同原住民进行贸易”“离开殖民地”或“亵渎神灵三次”等罪名被处死刑。纽约殖民地的法律规定“拒绝承认独一无二的真主”或“打自己的父母”的人可被判死刑。

在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以前，奴隶在美国是没有“人权”的。因此黑奴会因为各种理由或毫无任何理由地被处决。试图逃跑或反抗的黑奴通常会被公开虐待然后处死，以儆效尤。在18世纪的南方殖民地，严酷的法律导致不可胜数的黑人因为和白人“争吵”或“出言不逊”被处死。

美国死刑“黑历史”的缩影：在1900年前后一个黑人在辛辛监狱被绑在电椅上

18世纪晚期，一些社会激进人士开始反对死刑。直到1846年，密歇根成为第一个废除死刑的州，随后陆续有其他的州废除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