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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中国今天的世界定位相当于1900年的美国 而非1970年的日本
关键字: 中国经济陈平GDP美国日本中国人均GDP(3.3)世界史上不存在西方中心,世界史主要是三大文明中心的竞争
我今天讲座的结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对象,就是斯坦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莫里斯2010年写的书(中译本为2014年),题目是:《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
这本书想解释为什么中国能崛起,从西方优越论后退了一步。他综合考古和遗传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承认到目前为止西方领先东方,不是什么种族和基因的优势,也不是什么制度和文化的优势,而是地理环境和社会的相互作用。
他和西方宣传的普世价值论比,是前进了一步,对反思世界史有所贡献。但是,他仍然想用历史地理学的解读来保留西方中心论。他的创新不是基于传统地缘政治学来区分东方与西方,而是利用了哈佛人类学家研究160万年前石器时代得到的所谓“莫氏(Movius)线”,把印度、中东划入石器技术“先进”的西方,剩下中国、东亚、中亚、俄国、澳洲都算石器技术“落后”的东方。然后论证西方技术统治到现在是因为地理环境的原因。
这是非常奇怪的理论。似乎百万年前石器时代的某些石器特征能决定后来东西方文明的分野,其实国际考古人类学界公认的文明起源是一万年前的两河流域,加上埃及、土耳其、和伊朗地区,西方称之为近东和中东。
我对世界科技史和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要修改东西方的两元模式,再多画一条线。复杂性三是混沌和发展的起点。老子说“三生万物”。什么时候西方比东方先进?把文明史上确实先进的中东切一块出来,从一万年前最早的国家、城市出现于近东和中东,一直到一次大战,世界的中心在中近东,西方只是西边的边缘,老想争夺中心,为的是寻找通往东方的贸易通道。
我们新的世界三分法,就可以站在西方巨人的肩膀上,重新认识历史的规律。
我给大家看一下世界地图。
莫里斯现在还在讲西方先进,东方专制。其实西方学者经常变换“西方”的概念。如今国际媒体常用的词,诸如什么中东、近东、远东,出发点全从西方出发来看东方。过去西方人讲西方先进,指的西方是希腊罗马,他们的老师和对手,包括埃及、土耳其、波斯都是专制可怕的“东方”。
莫里斯现在讲西方技术先进,用什么莫氏线,把埃及、伊朗、印度全划进西方了。但是文化上的西方中心,只讲希腊、罗马,也就是地中海的西北面,连爱琴海东岸,土耳其西部的希腊城邦都不算。
西方人实际上不了解中国,他们脑袋里的东方专制就是他们的老师和对手,包括老打他们的敌人波斯,和希腊神庙模仿的对象埃及。讲埃及专制是源于水利社会,修水利需要中央集权。凭脑袋想,中国跟埃及差不多,也是水利社会。但
是我的观察,中国和埃及不同。中国的中央集权,不仅要修水利,更要防止游牧民族入侵。中国防御的办法是修长城,而不是造神庙,中国文化延续的基础和埃及有同有不同。历史的分类需要更细致一点。
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史前文明,真正人类起源的地方是在黑非洲这一块。现在发现最古老的从猿到人的演化遗迹,主要在非洲的肯尼亚一带。因为气候变化的原因,原始人逐渐外移。
石器时代先后出现农业、牧业,最早的城市和国家的遗址都在哪儿?在中间这一块区域。中间这块文明发源地,西方经常故意分成两半,西方人讲宗教,犹太人的圣经故事以巴勒斯坦为中心,实际上犹太人是游牧民族,活动的范围从埃及、叙利亚、一直到土耳其西部的安那托利亚。
实际上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两河流域(包括土耳其的东南部和如今的伊拉克、叙利亚),外加南方的埃及和北方的波斯(伊朗),原因是地中海的东岸和南岸有沿海平原,比爱琴海西岸的希腊土地肥沃的多。希腊罗马的航海和战车技术,都是从地中海东岸和南岸的非洲和西亚国家学来的。西方中心论颠倒了文明的发展史。
了解西方历史要亲自去看了世界地理才明白。为什么西方文化不是从希腊发源?道理非常简单。
我2010年访问希腊,发现雅典周围非常贫瘠,连土壤都没有,到处是火山爆发造成的黑石头。只能石头缝里长点葡萄和橄榄树,没法种粮,只能靠贸易进口粮食。所以希腊人重商和浙江沿海多山少地一样,是地理环境逼出来的。
我上个月到地中海东岸,西边的土耳其一看,海边是大片的平原,比希腊富的多。怪不得文明国家首先出现在地中海东部的平原与河谷,领先了两千年后,才吸引爱琴海西边的的希腊人到东边富裕的地方来抢。
荷马史诗描写的特洛亚战争,似乎处在土耳其西边的特洛亚也是希腊城邦。去了土耳其才知道特洛亚帝国比希腊城邦早发达两千年。希腊神话的源头在埃及和土耳其。希腊文字的源头在北非。美国现在制造的中东战争,正在摧毁西方文明的老师,世界文明的发源地。
为什么从希腊、罗马,到英国、美国,都要争夺中近东,因为从一万年以前,到一次大战,中近东才是世界的中心。交通中心和贸易中心都在这块,我现在还没有发明新的地名,暂时就叫中近东,实际指的是世界中心。
中国之意是中央帝国。西方中心论也一直希望自己是世界中心。但是历史上,中国和西方都没有当过世界中心。倒是用不同方法推动了世界中心格局的演变。我们后面再讲。
中近东文明的世界中心相对稳定,先后稳定的大帝国,包括赫悌王国,波斯帝国,巴比伦王国,埃及王国,都比西方多数后起的国家稳定得多。所以西方优越是个神话,罗马帝国也就是500年。
东罗马帝国差不多1000年,奥斯曼帝国500年,都比他长。波斯帝国中间断过多次,加起来帝国也有2000年历史,但是没有像中国一样2000年的国家、文字、语言都是统一的。如此统一的世界文明,只有中国一家。
东南方向还有一个印度文明历史很老,但是对世界影响不大。因为印度历史上没有形成统一的大帝国,先是成为西北游牧民族侵略对象,后来又成为西方航海民族的殖民对象。
今天我们以为阿富汗非常落后,其实印度最壮观的泰姬陵,就是阿富汗入侵的伊斯兰君主建的。阿富汗穷人起家的穆斯林军队一路打到巴基斯坦和印度。阿富汗的穷人军队类似中国的八路军。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是普遍成立的。
世界当然还有其他相对独立的文明,例如南美洲的文明和中美洲的文明。但是世界文明竞争的主战场在亚非欧的横轴上,三大文明竞争,规律非常稳定。
什么规律?财富生产中心在中国,从当年的丝绸之路到现在的制造业大国,产品源源不断出口,大家都愿意买中国价廉实用的产品。
可惜,中国那么多出口,但是不懂金融控制定价权,也不懂军事划分资源控制的势力范围,所以中国出口再多不发财。那么出口那么多干了什么?创造就业,增加人口,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靠人多抵挡游牧民族的侵略,所以也是领土广大的国家,但是人均资源并不丰富。这是我们祖宗的遗产,也是现在发展的基础。
东西方之间贸易的必经之路就是控制中间通道的中近东地区,中间这个地方是必经要道,也是四战之地。所以中近东的民族一个比一个好战,不像中国农民那样热爱和平。
我和埃及人,伊朗人,土耳其人聊天,共同语言就是反对列强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几个国家四面都是敌人。伊朗人至今记得俄国当年如何打伊朗,也记得中国的唐朝打到他们的中亚祖先。游牧民族的战争记忆真是比汉族的历史感要强。埃及没有险可以守,四面的穷国都来抢,打不赢只好修神庙给自己壮胆,也用来吓唬竞争者。但是后果并不佳。
为什么东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稳定性,比中国皇朝还要强,因为君士坦丁堡不仅控制了陆上的交通要道,还控制了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海峡,同时维持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奥斯曼帝国的财税基础和中国不一样,才能够养一支庞大的职业官僚队伍和一支庞大的职业常备军。职业军队要发财,只能不断打仗,不断对外扩张。
中国没有,中国一打仗就赔钱,所以维持和平的最小代价是和亲政策,把公主嫁出去,意外的收获是民族融合,没有西方的种族矛盾,宗教战争和语言战争。其次是宋朝的下策,花钱买和平,最后输掉战争。
中国文化重文轻武,是小农经济决定的。中东和西方都尚武,因为控制交通要道收过路费比征收土地税容易,控制交通就能控制金融,就可以养活庞大的常备军。
许多中国人至今不明白占领科技制高点,和占领军事金融制高点之间的关系,所以才会被斯密忽悠,以为看不见的手就能国家致富,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先例。
西方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当过世界的稳定中心,但是老想占领这个世界中心。西方怎么去抢占交通要道?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发展技术,因为西方人口少,历史内斗又不统一,只能靠技术创新来夺取中心。早先的西方技术,都是从东边学来的。唐朝西进中亚时打过一次大败仗,阿拉伯人俘虏了大量中国工匠,学到许多中国技术。
中国历史喜欢讲成功的故事,不爱检讨丢脸的故事。西方启蒙运动的源头,包括科学技术都是从中国、阿拉伯等东方文化学来的。
这里有件事值得我们今天考虑的,就是中国出口干嘛?我认为明代最大的错误是出口主要拿来换白银,跟今天出口换美元一样。经济学家误以为钱就是财富,人人想发财,钱生钱。我们的代谢经济学认为钱是虚的,资源是实的。获取资源真正重要的经济实力是国际竞争能力。
如果把出口商品只换来白银或其他货币,只会引发通货膨胀和投机。现在中国人聪明了,出口第一要换资源,因为中国缺资源。更重要的是出口积累的资本要换技术。
但是换技术是有限度的。现在美国欧洲都明白了,中国是西方的主要竞争对手,最核心的科技不给我们。怎么办?自己做。我们科学院的人最喜欢美国对我们下高科技出口禁令,因为逼我们自力更生。
美国封锁什么,什么项目就上去。迷信贸易自由化的人真以为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是洋务买办的思维。中国有文化的比较优势,到现在为止,没有其它国家可以和中国比,就是中央集权和文字统一。
中国要像五四启蒙家主张的那样,废除汉字,改用拉丁字母,中国每个方言都会变成新的语言文字,中国的大一统就会变成欧洲那样的碎片无法统一,也就无法和美国、中国竞争。计算机发明以后,中国汉字输入的速度可以超过英文。要中国全盘西化的最后一个理由也不存在了。
中近东有一个特点,它既是交通要道,也富藏资源。古代埃及是主要的粮食生产大国,出口供给罗马帝国。问题在埃及的地理条件难以防御南北入侵之敌。
中近东维稳的方式和中国不一样,值得中国研究。马克思可能低估了宗教的作用。中近东不断出现稳定强大的帝国,和一神教的兴起有很大的关系。各地文明最早都出现神话转化而来的多神教。多神教,例如希腊、罗马神话和印度教,都不利于国家的统一。
一神教最早的源头是拜火教,后来变成波斯国教。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起源于中东的沙漠地带,成为凝聚游牧民族的强大纽带。罗马帝国把天主教变成国教,西方民族国家的兴起都借用了天主教的社区建设力量。日常生活的程式化使伊斯兰教带来的稳定性超过基督教和后起的新教。
中国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以发展经济为重点,但是疏忽了思想文化的建设,搞得部分人见钱眼开、失去信仰、人心涣散,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加剧了民族矛盾。
这几年去埃及、伊朗、土耳其的观察,深感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必须整合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中国知识界不能简单地把伊斯兰当成反现代化的落后文化。我发现伊斯兰是比天主教更具草根性的信仰。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误以为科学会取代宗教。
历史现实相反,科学越发展,技术更新越快,社会的不确定性越大,下层老百姓越没有安全感,面对社会巨变越依赖民间信仰。我认为马克思低估了宗教的作用,毛泽东对思想教育的重视对保持现代化的正确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要认真的反思和研究民族和宗教政策,才能推进一带一路的大计。西方教会对社区建设的作用,也是值得中国研究的。
西方的特点,气候良好,雨量多,平原大,有利于发展大规模的农牧经济。西方的农场、商场、工厂、银行,都是越搞越大,传统中国经济的特点都是小,小农,小商店,小作坊。人人相当鸡头,不为牛尾,家族企业一大就分。
如今大家终于明白,规模经济大的好处可以降低产品的平均成本。所以中国企业现在纷纷要做大做强,争夺市场份额。
但是经济学的一个常识却被大家忽视,就是规模经济越大越不稳定,因为没有稳定的供给曲线。规模经济虽然降低了平均生产成本,却大大增加营销风险。
中国推广美国式的农村规模经济,造成一波波的卖大蒜难,卖大白菜难,以及玉米、猪肉价格的大幅波动,使巨额投入的大农场因为供销脱节而面临破产风险。规模经济的营销风险靠什么解决?作为金融中介的期货市场不但没有平稳大宗商品的价格巨幅波动,反而加大杠杆放大投机热潮,损害实体经济。
其实美国大萧条倒牛奶就是规模经济引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市场无法解决规模经济引发的经济危机,才靠政府的凯恩斯政策来帮忙。
美国政府在国内给大农场补贴,在国外用政治军事手段压埃及、日本进口美国粮食。美国在争夺国际市场上推行的“看得见的手”,值得中国领导人研究。单靠民间自发的万众创新难以解决供给侧的问题。
中国经济的核心短板出在金融中介和营销网络。国际金融和营销网络都控制在美国跨国公司手里。沃尔玛下的采购定单可以凭它的订单规模大幅压低中国的出口价格和企业利润,才是压低中国工人工资的主要源头。
中国如果不掌握金融中介和营销网络,即使是生产大国也没有国际市场的定价权。空讲什么市场化来追求高收入,纯粹是经济学的乌托邦。
西方目前的长处就是靠技术新陈代谢来占领科技制高点,然后用金融和军事控制全世界的资源。
美国低息发债,然后投资新兴国家的核心企业获得高额资本回报,拿回来养国内的高福利。问题是,这种国际分工格局能持续吗?要看美国有无强大的竞争者。
因为现代科学技术更新非常快,罗马帝国崩溃以后,西方国家没有一个稳定的中心,而是经济政治中心不断转移,引发一连串危机、战争和宗教冲突。
西方的优点是技术更新快,权力更替也快,整合统一难上加难。在技术更新的条件下整合社会协作,中国文化的优势比西方大很多。当今世界敢跟美国竞争的不是日本、韩国、新加坡,也不是巴西,而是当年有过帝国传统的国家,例如中国、伊朗、土耳其、埃及和俄国。
我跟伊朗的普通老百姓聊天,发现伊朗民众很自信,说别看我们日子过得不好,但我们不怕美国人。
土耳其人心里也不服,他们记得叙利亚、伊拉克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省份。这是为什么世界银行故意把土耳其划在高收入国家之外。欧洲人最害怕让土耳其加入欧盟,尽管土耳其是北约最早的成员。
中国要打破美日对中国的海上围堵,可以用经济和文化外交,北美联络墨西哥,那是美国的命门,近东联合土耳其,那是欧盟的命门。中国的外交和经济战略一定要知彼知己,对手的弱点,就是中国的机遇。要在世界的发展中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
(3.4)历史上中国文明多次推动世界格局的剧变
我给大家看历史的分岔图,哲学上讲是量变引起质变。
世界历史上有两次分岔,对中国和西方文明的走向发生深刻影响。世界各大文明之初,都是人口稀少,土地资源相对丰富,所以先后发展了渔猎、畜牧业和种植业,形成自给自足的混合农业。中国周代的社会制度和西欧的封建社会相似,封建领主拥有大片土地,分给农奴耕种,井田制保留了大量公地给社区居民使用,土地不得自由买卖。
世界文明发生第一次的历史分岔,发生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中国、希腊、印度的主要哲学思潮突然爆发,为了应对环境和社会的巨大变化。
中国发生的巨变在春秋时期,井田制瓦解变为地主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使粗放耕作的农牧混合经济逐步转化为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这一农业结构的重大转变,并非源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气候的变化。
中原地区在商代气候温暖,才使牧业有发展的空间。周代中期气候变冷,导致牲口大量死亡,造成牧业损失巨大。春秋时期气候回暖,种植业的恢复快于牧业,导致人口增长。中国多山少地的地理约束,只能发展精耕细作的农业,无法维持广大的牧场来养活众多的人口。
我对春秋时期中国社会变化的解释跟郭沫若不同,不是郭沫若套用欧洲的五阶段论,把商代定为奴隶社会,周代定为封建社会,而是气候引起的农业结构和耕作方式的演变,从粗放耕作的农牧混合经济,变成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从类似欧洲的封建制变为地主制,是为了适应中国多山少地的自然条件,来养活众多的人口。
秦汉形成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本质是维护种粮为主的小农经济的稳定性,用屯田和修长城的办法来防止游牧民族把农田转化为牧场,否则无法供养庞大的农业人口。政府的功能还包括救灾和兴修水利,以应对中原地带的半干旱气候和频发的天灾。
所以,中国春秋之后,再也没有“看不见的手”和无为政府存在。这是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显著差别。
世界史上第二次文明的分岔,发生在1453年,土耳其苏丹攻占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阻断了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迫使西欧的海上贸易通道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和太平洋,这段历史使我们今天来重新检讨三大文明中心互动的故事。
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隔着中近东文明,在鸦片战争之前没有直接的相互作用,但是有间接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方式之一就是连接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使西方商人对东方的商品有持续的需求,而中近东的地理位置获取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吸引了欧洲的商人、海盗和十字军,企图占领富裕的中东,造成中近东和欧洲长期的争斗。
影响方式之二是中华帝国的强大加气候寒冷的冲击,多次压迫中国北部的游牧民族大规模西迁,冲击中亚、中近东、以及东欧。历史上的著名例子包括匈奴西迁,蒙古西迁。迫使中亚的游牧民族西入波斯和土耳其,再冲击东欧,产生一串连锁反应。打垮了千年的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的突厥人,现在的土耳其人来自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古名花剌子模),从汉唐开始就和中国交往。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发现是中华帝国的稳定迫使中亚游牧民族西向,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奥斯曼帝国击溃十字军控制里地中海通往东方的商道道,削弱了威尼斯海军的霸权,使意大利的商业城邦衰落。逼着意大利的航海家去投靠葡萄牙、西班牙人,西出大西洋寻找通往东方的海上通道,导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刺激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带动了西欧的科学革命,后面的故事就不用我讲了。
可见,西方15世纪的崛起是中国文明和中近东文明先后冲击的结果,而非西方文明具有先天的优越性。当然,地理环境限制了不同文明的反应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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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苏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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