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国务院对此发表“不承认声明”，引发了深刻的外交孤立——“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大国愿意表达对美国政策的赞成”，因此国务院自然不愿重蹈覆辙。

美国国务院的思维逻辑并非毫无依据，其在日本政府内的传统盟友外务省官员在此前对华北问题通过“当地解决，勉强平息了事态”。就其结果而言，中日冲突也确实如国务院所料并没有升级，“表面上看，美国的政策似乎是正确的。

1935年，战争从未爆发”。然而，这严重违背了美国一直以来所奉行的远东政策的原则，即维护《九国公约》体制下的列强均沾在华权益，日本同美国在华北问题上就此形成外交默契，即以出卖中国权益为代价，换取在《九国公约》议题上的双向静默。日本就此得已继续按“亚洲门罗主义”政策继续向华北扩张势力范围，美国则避免了在军备尚未完成时挑起一场远东战争。

不触及《九国公约》问题也是这一时期日本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11月29日，英国驻日代理大使曾向重光确认日本政府是否仍然打算在华北问题上遵守《九国公约》，重光对此不仅避而不谈，而且搪塞为：“华北的‘自治’运动本质上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日本作为最相关国家，正密切关注其发展。”美国政府同样默契地在华北成立傀儡政权后（11月25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战略性地放弃了对华援助。12月2日，亨培克在备忘录中提出：“外国政府应非常小心，避免给中国人任何错误的武装援助期望，或以任何方式鼓励他们诉诸武力。”

12月4日，美国驻日代办内维尔再次指出，美国目前没有实力挑起远东争端，“对日本政策的任何质疑要想有效，就必须有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无效的抗议或质询将是无用的，可能被证明是有害的，肯定会在某种程度上羞辱我们”。然而，鉴于华北形势的不断恶化，为回应美国舆论界的质疑，12月5日，赫尔针对记者提问发表了对华北问题的声明。

在声明中，赫尔避重就轻，不仅不直接提及日本对华北的侵略，而且只字不谈《九国公约》，轻描淡写地总结为：“美国政府坚持其参与的条约条款，并继续呼吁所有国家尊重为促进和规范缔约国之间、相互间的接触，谋求共同利益而郑重缔结的条约条款。”赫尔在其回忆录中对此强调必须持绥靖态度，激怒日本政府“这样做是不必要的”。

1935年6月27日，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和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分别代表中日政府签署《秦土协定》。日军通过该协定控制了察哈尔省。

美国的纵容被日本政府准确地捕捉到。在回应赫尔声明时，日本政府强调《九国公约》并不是日、美两国处理华北问题的指导原则，辩称“赫尔的声明‘只是重申国际法原则’，声明中没有提到《九国公约》或美国将采取的步骤”。在获悉美国不会对华北问题进行干涉后，日本政府开始全力贯彻“亚洲门罗主义”原则，排除一切西方列强，扩张在华势力范围。

12月9日，日本政府外、陆、海三省课长召开会议讨论今后的对华政策，提出：“日中接近的最大障碍是中国的‘远交近攻’心理，即中国基于这一心态的各类行为及其采取的对外争取援助政策。为了克服这一障碍，必须积极实施外交和经济上的相关策略，最大限度地排除外国对中国的援助。”

日方的这种意图不再同此前一样被暗中予以执行，而是更为肆无忌惮地表现在日美外交中。12月23日，外务省通商局长来栖三郎在同美国驻日大使馆秘书的谈话中，袒露了日本独霸亚洲的野心。来栖宣称：“未来，日本将在东方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则在美洲，英国则在欧洲、非洲和澳大利亚，但真正的两个大国和领导者将是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美国。”美方则在认清日本图谋的前提下，在新一轮的战略制定过程中力求避免冲突，以便暗中积蓄实力。

1936年2月7日，格鲁致电赫尔，认为：“要将日美之间的摩擦减少到最低限度，因为这种摩擦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战争的潜在危险。”这也表明，日美就华北问题所表现出的外交默契，即以双向静默为特征，互不寻求外事交涉、互不干涉对方核心利益（华北问题/《九国公约》）的举措得到了双方的认同。日、美两国以建立在华势力范围为议题，至此形成了外交竞合关系。在这一竞合过程中，日本赢得了独霸中国的愿景，美国赢得了积蓄实力保障远东秩序的机遇，只有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待价而沽。

结论

无论是自日俄战争后美国政府希望日本施行的“亚洲门罗主义”，还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经日本政府重塑后的“亚洲门罗主义”，其着眼点均在于构建符合本国利益的国际秩序体系。在构建美、日两国设想中由自身主导的东亚秩序过程中，对中国的控制不约而同地成为双方战略的核心目标，通过在华施加主导影响力，进而实现东亚秩序乃至全球秩序的变更。其主要差异仅在于美式构想下的国际秩序是由非正式帝国取代殖民帝国，日式构想则是通过区域霸权取代多国协同。

但在如《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等多边在华国际活动框架的约束下，任何涉华议题均需要通过外交渠道以进一步协调列强意见。因此，在日本侵华战争尚未全面爆发的20世纪30年代，外事交涉就成为日、美两国政府解决分歧的必由之路。在此期间，对于“亚洲门罗主义”的讨论与运用成为日美双边外交的主要特征，并由此形成了既竞争、又合作的在华外交竞合关系。

“虽然‘亚洲门罗主义’最初是针对西方影响和殖民主义的，但同时也是使日本主张东亚霸权和殖民统治合法化的工具。”美国向日本推销“亚洲门罗主义”的用意在于制衡英、法等国对亚洲尤其是中国的殖民渗透，但其后由于《九国公约》的签订，这一政策本应随着各国达成对华共识而逐渐在日本走向消解。

然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又使其在日本死灰复燃。日本将此前经由美国传入的门罗主义加以改造并重塑，使之成为杂糅各种侵略思想的日式“亚洲门罗主义”政策，主张在亚洲排除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西方列强，独霸在华权益。在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政府表面上不再以“亚洲门罗主义”作为托辞拒绝美国介入远东事务，而是将其暗藏于心，通过实际举措遏止美国势力的进入。以外务省为代表的日本政府先抛出“天羽声明”，警告西方禁止对华援助，“拒绝中国与列强之间的合作，旨在独占中国”。

日军为策动“华北自治”，经常出动军用飞机到北平上空盘旋。

其后，又试图炮制“日美联合声明”，以太平洋为界划分势力范围。美方认为，日本这一时期所宣扬的“亚洲门罗主义”，并不能等同于美国的“门罗主义”，因此接连否定其提议，并在外交渠道频繁展开斡旋及抗议活动，呈现出了外交竞争状态。

但是，外事交涉因美、日两国观念上的差异总是不了了之。两国政府均认识到，保障各自缔造的在华势力范围的唯一途径就是增强海军力量。美日对此不谋同辞，假借海军裁军问题暗中增强自身军备，两国政策均回归权力政治的本质上，双方共识均基于国家本位主义原则。在实力尚未积蓄完毕的前提下，美、日两国均试图回避双方核心利益以避免冲突升级。

针对华北事变，美国政府多次强调牺牲中国华北以绥靖日本军部，其在“中日关系中的基本立场是没有意图通过军事力量予以支持”。日本外务省则倾向于不谈及《九国公约》问题，以防止再次出现国际舆论危机，同时暗中与军部在侵略华北行动上“微妙地相辅相成”。美日外交关系在此又呈现出外交合作关系。

由于具备实现区域霸权的潜在可能，日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选择打破现状，重塑并实际运用“亚洲门罗主义”政策，挑战既有东亚国际秩序的动机并非无迹可寻，因此两国政府就涉华议题产生的外交竞争不难理解。

但双方其后的在华外交竞合关系的形成则表明了现有东亚国际秩序（《九国公约》体系）暂时稳定的必要性，美国政府需要在这一窗口期收缩阵线以积蓄实力，“自1935年年初开始，美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主要目标就是避免卷入战争的任何可能性”，因此选择通过默许出卖中国权益以对日绥靖；日本则仍需美国资源的持续输入以维持其脆弱的区域霸权，“日‘满’集团必须依赖美国经济才能维持下去”。

因此，九一八事变后美、日两国政府对“亚洲门罗主义”政策的观念检验了各自维护（或是打破）国际秩序的决心，美国放弃了曾对日输入“亚洲门罗主义”时构想的拒止殖民势力在华渗透，不再坚定维护远在本国领土千里之外的远东秩序；日本则最终选择孤注一掷掀起侵华全面战争，以实现重塑“亚洲门罗主义”政策后构想中的东亚区域霸权。

“列强以姑息、绥靖政策继续维持现有的国际秩序，这反而助长了日本打破国际现状的野心。”这也表明，塑造并维持国际秩序的稳定需要主导成员国长期的不可妥协性，同时不以出卖任何弱小国家的权益为前提。

以“亚洲门罗主义”作为视域，纵观1933—1935年的美日外交竞合实态，能够表明美、日两国就涉华议题而言并无本质差异。尽管实现方式略有区别，但“亚洲门罗主义”所提倡的在华建立排他性势力范围，一直以来均为两国战略目标的核心部分，在华权益的“独占”或“均沾”不过是符合各自国家利益的一体两面而已。

（本文转自《史学月刊》2025年第7期，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