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百松、戴宇】

门罗主义源于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国情咨文内容的一部分，“‘门罗宣言’表明新生的美国在为自己划定排斥性的地缘空间势力范围”。此后，伴随着美国国力的飞跃式提升，门罗主义在《国联盟约》中以区域谅解的形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将美洲事务排除在国联管辖之外，为美国维持在美洲的‘门罗主义’传统保留了空间”。

明治维新后，日本在构建自身区域霸权逻辑的过程中，自然试图引入这一政策，以便为其大陆政策的实现提供国际经验方面的借鉴。早在19世纪末，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就曾“试图说服康有为，东亚应效仿美国的门罗主义，排除西方列强的干涉”。

1905年日俄战争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通过日方代表劝诱日本政府实行“亚洲门罗主义”政策。此后，日本政府接受了“亚洲门罗主义”，并将其运用到日美外交实践中。直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本每次在涉华议题上获取进一步的权益及势力范围的扩张，均需以外交协商的形式得到美国的默许以追认其合法性。日俄战争后，日美之间签署了以“桂太郎-塔夫脱（1905年）、鲁特-高平（1908年）、石井-兰辛（1917年）”为代表的一系列协定，“日本的正式和非正式帝国地位被美国所承认”。至九一八事变前，美国对日的乐观态度一直持续。

然而，九一八事变爆发改变了日美两国对彼此的印象。美国不再将“亚洲门罗主义”视为日本在华扩张势力范围的合理托辞，更为明确地以《九国公约》等国际法体系为依据，对日进行指责。日本则将“亚洲门罗主义”政策加以重塑，为其侵略中国编织话语体系。“当面对国际条约时，日式观点所造就的日方独特回应同美国法学家、道德家般的国际观念之间产生了冲突。”在此过程中，日美两国形成了同涉华议题相关的外交竞合关系，并深刻地影响了两国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外交倾向。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了沈阳各主要建筑

如前所述，日俄战争结束后不久，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一次会面中，向日方代表金子坚太郎传达了想要让日本在亚洲推行“门罗主义”的看法。1905年7月11日，金子坚太郎在华盛顿向日本外务省密电报告了相关情况。其大致内容为：

（罗斯福）希望未来日本对亚洲采取门罗主义政策。如果采取这种政策，日本不仅能够阻止未来欧洲对亚洲的侵略，同时还能成为盟主，建立以亚洲各国为基础的新兴国家。此外，为实施这一政策，希望日本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亚洲地区，沿用与门罗主义在美洲大陆所倡导的相同方针。

此外，几乎很难找到任何第三方对此的档案记录。金子坚太郎本人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次年，即将此次会谈经过予以公开，并宣称西奥多·罗斯福对其表示：“未来日本对亚洲各国的政策，应如美国对美洲邻国所采取的政策那样。日本版‘门罗主义’将会消除欧洲列强对亚洲的蚕食倾向，使日本被公认为亚洲各民族的领导者。亚洲各民族在日本势力的庇护下，安然建立国家体制的支柱。”

上述两份史料均出自于金子坚太郎之口，且因内容过于相似，很难形成互证关系。金子坚太郎选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仅一年后将这一秘闻公开，很难不被怀疑其主要意图在于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动张目。

不过，1904年6月13日，在西奥多·罗斯福的一封私人信件中，也表现出了同上述记录较为相似的意图。罗斯福在信中肯定了日本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势力范围的特殊权利：“日本对黄海周边地区的关注是理所当然的，就如同美国对加勒比地区的关注一样……我希望看到中国保持统一，乐见日本在带领中国走上与日本相似道路方面起到作用。”

可见，金子坚太郎的记录并非空穴来风。在此前的会谈中，罗斯福确实希望日本能够在东亚地区实行类似门罗主义的政策。在日俄战争彻底结束后的1908年，罗斯福亦曾听闻日本打算在亚洲实行门罗主义的相关报告，但对此采取了消极的态度，“似乎并未对这些新信息感到过于担忧”。

至少从中可明确之处有两点：第一，无论金子坚太郎的报告是否完全准确，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确实获悉了美国总统劝诱其实行“亚洲门罗主义”的信息；第二，虽然不能完全肯定罗斯福与金子坚太郎之间曾就“亚洲门罗主义”话题进行会谈，但此前的一些言论也表现出了潜在的相似倾向。

罗斯福此时希望日本在亚洲扮演一个“亚洲盟主”的角色，一方面能够在远东地区制衡俄国的过度扩张，另一方面则在近东地区阻止英、法等欧洲列强的殖民渗透，“具有抵御欧洲帝国主义和强调地区国家独立的特点”。

其目的在于，通过提携日本在亚洲的特殊地位，以维持一个广阔的亚洲市场，并换取“日本同意在其新势力范围内对美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保障，美国得以充分发挥自身的工业潜力，在亚洲建立自己的非正式帝国势力范围。“为了使美国获得对中国市场的自由进入，就需要其中一个列强替代美国执行门罗主义。”日本则回应了美国在亚洲建立国际秩序代理人的需求，并以此来换取美国对其在华享有特殊权益的默许。

此后，从美日之间签署的一系列协定中，都能够看出美国默许日本在华扩张势力范围，日本承诺不违背美国远东政策的痕迹。1905年的《塔夫脱-桂太郎密约》提出“维持远东地区的总体和平是日本国际政策的基本原则”。1908年的《鲁特-高平协定》则明确了日本将“维护在华商业和工业领域的机会均等原则”。1917年日美签订《兰辛-石井协定》时，日本在谈判中“要求美国承认日本对中国拥有地理上的、就像‘门罗主义’中美国对拉丁美洲那样的‘特殊关系’”，而最终“合众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日本就涉华议题遵循了美国所希冀的“亚洲门罗主义”方针，因而得到了美国对其在华势力范围扩张的许可。

然而，转折出现于1921年由美国主导签订《九国公约》后，列强在华机会均等原则成为国际法内容的一部分，由此而形成的远东华盛顿体制，消解了日本继续实行“亚洲门罗主义”的可能，“一个新的多边主义区域秩序逐步形成。‘日本门罗主义’的言论也因此逐渐消退”。日本政界对此也呈现出较为消极的态度，“亚洲门罗主义”在这一时期也“未能在现实中左右国家政治，在对外政策上还处于次要位置”。但美国政府对日本施行“亚洲门罗主义”政策的积极看法，仍持续到1930年前后。

1930年1月27日，美国驻日大使卡塞尔在致胡佛总统的信件中仍强调：“日本在‘满洲’拥有特殊权益，相当于我们国家与古巴的关系。”

诚如入江昭所言，“华盛顿体制最终未能带来任何实际的国际秩序”。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亚洲门罗主义”在日本死灰复燃，并且同此前美国要求日本施行的“亚洲门罗主义”政策存在显著差异，发展成为杂糅军国主义、大亚洲主义、殖民主义等理念的侵略扩张政策。

这一政策迅速被此时期的日本政界所运用：

1931年10月，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就曾援引《国联盟约》中的区域谅解条款进行狡辩：“对于‘满洲’，日本国民的感情颇为强烈……运用门罗主义等条款的情况也与美国相同。”

1932年3月，日本驻国联代表松冈洋右在同中方的会谈中直接表示：“日本在远东奉行门罗主义，以成为远东盟主为己任。”

1933年1月，驻比利时大使佐藤尚武也曾强调日本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具有主导地位：“对涉及‘满洲’问题，则必须取决于我们是否同意。”对这一政策的探讨也广泛盛行于此时的日本学界：“亚洲门罗主义、东亚门罗主义和远东门罗主义等类似词汇，频繁出现于知识分子的视野。”

1932年，法政大学教授高木友三郎在研究中主张建立东亚门罗主义体系，提出：“只要日‘满’经济链接在一起，足以使日本成为世界上自给自足的强国。”

1933年，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蜡山政道又试图构筑日“满”之间不可分割的历史成因与现实关系，蜡山“既不赞成日本亚洲门罗主义论者的粗浅见解，也不肯定美方通过法理否定日‘满’特殊关系的态度”。同为东大教授的神川彦松此时则主张“提出类似美国保留美洲问题的门罗主义，日本也应在‘满洲’问题上保留日本版的门罗主义，从而排除中国”。

日军进入奉天（沈阳）城

日本退出国联期间，重塑后的“亚洲门罗主义”政策为国际社会所初步了解。1933年3月24日，日本驻国联全权代表松冈洋右在国联大会上发表演说，向国际社会表露了日本想要独霸亚洲的野心：“日本在过去和未来都将是远东和平、秩序和进步的支柱。”这一宣言不再将英、美等西方列强视为东亚国际秩序的主导者，而是强调日本为东亚地区的唯一主宰。

如果说此前美国想要让日本接受的“亚洲门罗主义”政策，是使日本在亚洲成为抵抗英法殖民帝国的先锋，保护新生的广阔亚洲市场为美国所用，那么以松冈的宣言为开端，日本社会各界逐渐重塑了“亚洲门罗主义”政策，并设想自身将独霸亚洲，不容许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西方势力渗入。

“日本最终决定退出国际联盟时，‘亚洲门罗主义’应成为未来外交政策指导原则的论调开始盛行。”1933年8月，前国联事务局长杉村阳太郎在其著述中进一步鼓吹：“（日本）不仅要成为东亚的霸主，更要成为东亚的长者与领导者。”此时日本所奉行的“亚洲门罗主义”，其内容早已不再涵盖同英美等国保持一致的原则，而是将其用于“排除西方列强干涉事变后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换言之，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刺激了日本被压抑已久的“八纮一宇”侵略思想，“亚洲门罗主义”政策成为日本同西方列强对立、并以国际惯例为托辞发起对外侵略的参考依据。

《塘沽协定》签订后，虽然中日关系进入了短暂的平静期，但日本政府对“亚洲门罗主义”的改造仍然愈演愈烈。新任外相广田弘毅倾向于不再纠结“亚洲门罗主义”之名，而更加注重其形。

1934年年初，广田在议会的施政演说中数次提及“日本政府深感在东亚维持和平的重大责任，并持有坚定的决心”，强调美国必须理解日本的诉求，才能维持两国关系的和谐。议员中野正刚在质询中提出，日本政府应该“公开声明在东亚的‘门罗主义’，并要求英美及其他各国承认它”。而广田的回应耐人寻味：“东洋没有所谓的‘门罗’这样的人存在……我认为特别有必要避免使用这样的言辞。我早在以前就曾表示深感日本在东亚和平的重大责任。”

这也表明，日本政府高层至此彻底重塑“亚洲门罗主义”，不再强调其舶来属性，而是将其融合于试图在东亚建立霸权的传统观念中，其特征为“以极度被动和自卫的论调来排斥西方列强的干预，目的在于保护既得利益”。

以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接纳美国传入的“亚洲门罗主义”为肇始，直至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将这一政策不断改造，“亚洲门罗主义”最终演化为名亡实存的区域霸权理念。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在对外关系中体现出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特点。此前之所以同英、美等国保持协调关系并积极加入国际法体系，是因为通过签署国际协定的形式攫取在华权益更为高效。

唯利恒常是日本外交的一大特征之一，因此，当九一八事变后更为显著的在华利益摆在眼前之时，重塑“亚洲门罗主义”使其成为区域霸权秩序理念，则势必水到渠成。“日本凭借‘万国公法体系’获取了最大利益，以新增的‘亚洲门罗主义’思维，在妄图吞并中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此外，“亚洲门罗主义”在日本是长期“暗中鼓励的政策”，而自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和退出国联后，“亚洲门罗主义”从幕后走到台前，显露于日本的对外思想理论阵线前沿。无论名称改变与否，其性质内核早已沾染军国主义侵略色彩。中野正刚对此曾指出：“若仅仅抓住言辞，称日本没有门罗主义，未免是过于简化的答复。”“亚洲门罗主义”自始至终，只是“宣扬‘团结亚洲，对抗欧美’的口号，但实际上却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理论工具。”

日本对于“亚洲门罗主义”的重塑过程，既建立在日本对华侵略扩张活动的激化进展的基础上，又植根于英、美等国主动供给理论源头的区域霸权思维土壤之内，“对‘亚洲门罗主义’不断演变的解释和主张反映了两个重要的强权政治现实：其一是日本作为地区强国的自我意识和自信不断增强，另一个是最初的‘门罗主义’本身在概念上的模糊性和随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