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保障：重建远东军备的战略趋同

美日政策的对立既已无法调和，且双方均无升级冲突的意图，因此在下一阶段通过扩充海军军备形成战略威慑，为构建远东（东亚）国际秩序提供实力政治保障，就成为两国政府不谋而合的共识。恰逢1934年即将召开第二次伦敦海军裁军会议预备谈判。美、日两国均想借此时机重整海军军备，以扩大在涉华议题方面的外交话语权。

1934年5月24日，“天羽声明”风波未息，美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亨培克，即在备忘录中指出了重建海军与远东问题方面的高度关联：“为了使我们在远东问题上的立场达到应有的水平，现任政府所能采取的最有效的步骤，就是把美国的精力集中在建立一支绝对‘优越’的海军上。”

为达成此目的，美国政府采取的主要对策有二：第一，美政府认为，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规定的军舰比列足以完成对日威慑，因此优先事项是保持条约续签，“华盛顿和伦敦设定的比例已经建立了‘安全平等’”；第二，由于此前“军舰的数量远远低于现有条约允许的限额”，因此必须扩充海军军备直至条约所规定的上限。

为实现对策一，美国政府强调英美在远东的共同利益以孤立日本。美驻英大使宾厄姆向赫尔建议：“如果以契约的形式就英美远东共同政策达成一致，使英国预先得到保证，不必单独地对付日本，那么英国就不需要庞大的海军了。”总统罗斯福则向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去信表示：“建议在现有的华盛顿和伦敦条约的基础上，续签至少十年。”

为实现对策二，则需要经国会立法授权后，重启美国造船业的工业潜力。1934年3月，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文森的提议下，《文森-特拉梅尔法案》（Vinson-Trammell Act）获得通过，“该法案授权在5年内建造一百艘军舰和一千多架海军飞机”。上述对策的效果是显著的。至1934年年底，英外交大臣西蒙同意英美就海军问题协作，表示不与日本单独“事先达成任何协议”。而美国也出现了海军军备扩张的征兆，第一批海军订单中有“9艘在企业建造，11艘在海军造船厂建造”。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的声明，暴露了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

日本方面的对策更为直接，即为实现“亚洲门罗主义”中独霸亚洲的构想，日本与英美在条约中必须拥有对等的海军比例，如无法达成，则必须退出既往对海军军备有所限制的国际条约，而首当其冲的就是退出将于1936年年底到期的《华盛顿海军条约》。1934年6月8日，海军大将加藤宽治在舰队司令会议上主张：“对等要求的成败与否，决定日本对中国和‘满洲’政策的命运。”1934年9月7日，日本内阁议定：“《华盛顿海军条约》因其对国防不利，且考虑到在海军军备限制方面的根本方针，决定在今年年底前通知废止该条约。”

对于是否应退出《华盛顿海军条约》，12月7日，日本外、陆、海、藏等部门代表齐聚枢密院，探讨退出条约的可行性以及预期引发国际影响的对策。海军省军务局长吉田善吾提出，为维持日本在东太平洋的势力范围，退出该条约以扩充军备是当务之急，“自‘满州’事件以来，美国已将其主力舰队集中于太平洋，这将使美国更易于作出反应，因此是在作战时的重要考虑因素”。后经枢密院审查后，12月14日最终裁定，鉴于“在东洋有显著的变化”，以及各方利害关系，一致决议批准通过该提案。

12月29日，日本驻美大使斋藤博向美国政府就此事进行通报，在附送的广田外交照会以及斋藤个人的声明中，仍然保持着对美和解的态度，强调“美日之间没有任何问题不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扩充海军军备是日、美两国此时的战略共识之一，因此为达成这一目的，日美双方有意识地选择不作出过激回应，以避免舆论失控引发的外交风波。“对日方而言，必须与美国妥协以防止日美之间发生决定性的对抗。”日本政府在讨论退出《华盛顿海军条约》阶段，即注重美方对此的态度。在前述枢密院会议时，外务省欧亚局长东乡茂德强调，即使退出条约后，也“应避免我方在扩充军备方面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并努力引导相关国家不引发军备竞赛”。

美国政府对此同样心照不宣。1934年10月30日，在获知日海军对裁军会议持消极态度，并强烈要求独霸中国后，赫尔仍然拒绝通过严厉的经济手段对日施压，并安抚美国商界的对日紧张情绪，公开声明“建议现在不要采取永久性关税或类似行动……以避免与日本人发生任何争论”。

日本退出《华盛顿海军条约》后，美、日、英“三国间的正式协商也随之进入休止状态”。但是，美国政府对此没有采取任何抗议措施，“而是选择顾及日本‘稳健派’的颜面，寄希望于他们恢复权力，同时静观事态的发展”。美国政府此后意识到，在远东问题上必须同日本进行一些潜在的合作，并且不惜牺牲部分在华利益，以保证在军备完成前事态不致恶化。

亨培克在1935年1月3日的备忘录中反映出了上述趋势，强调美国政府“应在对他们和我们都有利的领域寻求与日本合作的机会”，并且在对日态度方面“始终避免任何试图压制或胁迫日本的暗示”。1月8日，赫尔在备忘录中确认了此后美国的海军军备政策：“应继续执行全力建设海军的政策，但不要公开这种建设与裁军会议无果及日本对此的谴责有关。表面将其解释为，美国只是在保持其舰队的实力，它无意挑起一场海军竞赛，也希望其他国家不要挑起这场竞赛。”

在对日具体合作方面，2月6日，格鲁致电赫尔，建议美政府采取广泛的经济合作措施，使日本过剩的人口生活需求得以满足，寄希望于日本扩张欲望的主动减弱，主张“通过在西方国家控制的领土上为日本企业提供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机会，努力满足日本的经济扩张冲动”。

表面上韬光养晦，暗中则积蓄实力，这是日、美两国政府认识到双方政策对立不可调和后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基于这一共识，展现本国的友好态度是放松对方警惕的必然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美日双方会因此本末倒置，文恬武嬉。美国海军的“主要关切仍然是太平洋以及如何维护它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关键利益”，日本海军的建设目标则是“建立与美国海军相匹敌的海军力量”。重建海军军备，目的在于保障各自构想的东亚国际秩序不受挑战。

在此方面，日本所主张的“亚洲门罗主义”与美国推崇的《九国公约》体制，并未如赫尔等人所认同的美日之间具有“门罗主义”差异性；美国虽支持继续裁军，但其目的也在于保持对日实力优势，日美双方均表现了权力政治的相关特点。日美合作的基础其一在于日本对美经济的高度依赖，“日本为防止美国对经济手段的战略利用而长期、逐步地采取亲美措施”；其二则源于美国政府出自政治现实主义形成的对日保守倾向，希冀“日本对自身利益的定义和美国的利益最终会像20世纪20年代那样重合”。

科德尔·赫尔，第47任美国国务卿。

外交默契：华北事变期间的双向静默

在扩充军备问题方面，日、美两国的协同关系还处于发而不宣的境地。1935年日本发起华北事变后，日、美两国就此议题呈现出了更为显著的外交默契特征。两国在此期间不再主动寻求针对此议题的利益交涉活动，双向静默，不作出任何决断，成为了日美外交合作关系的新基调。

“1935年夏，关东军侵入华北，缔结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扩大了对华北的侵略。”为讨论华北事变期间的日本对华政策，6月14日，外务次官重光葵召集外务省各部主要次官举行会议。会上，重光继续强调对华政策采取“亚洲门罗主义”外交方针：“日中关系仅是日中两国的直接关系，不能允许第三方国家（或国际组织）如英、美、国联等介入。”

然而，出乎重光意料之外，美国政府仍寄希望于广田等人能够和平解决华北事变。同日，格鲁致电国务卿，认为“广田一贯的和解努力似乎即将恢复中日之间更加友好的关系”。次日，英国驻日大使克莱武在同格鲁的商谈中一致同意对日绥靖：“如果不援引《九国公约》就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就应该避免援引该条约，因为这种行动会在日本引起骚动。”6月17日，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同样建议国务院对此予以姑息，原因在于“英国或美国对此的任何不利评论都可能导致局势恶化”。

日本政府同样乐于见到美国政府的无所作为：一方面，在对华交涉过程中要求对此进行保密；另一方面，则向中方提出回避《九国公约》问题，不将其诉诸英美等相关国家。6月19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提请唐有壬注意，切勿向英美政府申诉有关《九国公约》和“华北事变”等问题，警告唐有壬：“此类事项的处理必须考虑时局状况，务必加以充分注意。”此外，外务省官员不断向英美承诺日本政府将抑制军部在华北的行动，此前18日广田在会见克莱武时则表示：“对局势将迅速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得到解决感到乐观。”

日本政府这种“希望稳定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同时缓解因华北问题而产生的外交压力”的态度，无疑被清晰地传达给了美国政府。静默处理“华北事变”迅速演变为此时美国的对日政策。经过内部与外部情报的综合考虑，6月26日，赫尔致信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皮特曼，告知后者：“国务院经深思熟虑后认为，参议院此时对华北最近事态发展进行调查，不符合美国的公共利益。”至此，以“静默”为主要特征的美国对华北问题态度开始逐渐形成。

美方的“静默”态度促使日本政府在华北问题方面的“亚洲门罗主义”倾向更为显著。7月20日至8月5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先后讨论对华政策总体方针，草案内容各省之间虽有差异，但使中国“摆脱对欧美的依赖”成为三省间的共识。随后，日本侵略中国华北的行动进一步展开。

10月22日，以日本策划的香河事件爆发为开端，“一时间舆论纷纷，刚刚平静的华北再起波澜”。此后，由于国民政府对华北问题秉持不扩大冲突的方针，“对排日分子详密彻查，以敦睦谊”。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亨培克由此判断，由于中国的不抵抗政策，日本将侵占华北，“中国自己承认自己无法承受与日本的战争”。

11月19日，美国政府甚至考虑撤回天津地区的驻军，以避免同日军发生冲突，美战争部长伍德林致电赫尔称：“如果华北在日本的保护下成立了伪自治政府，该驻军的地位将变得极为反常。以任何方式将其作为军事力量使用，都有可能使我们卷入与日本的战争。”25日，重光会见美国驻日临时代办内维尔，首次向其解释日本政府对华北问题的立场，假意宣称“华北‘自治’运动是日本政府不希望过多涉及的问题”。

这种主动解释的态度给内维尔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内维尔回电赫尔时称：“日本的总体态度并不像驻华日军所说具有不妥协和威胁性。”此时，美方不愿插手华北事务的态度也同样表现在对华政策上。11月30日，中国驻美大使施肇基致电国民政府外交部，称美国国务卿赫尔对此态度暧昧。赫尔对施肇基表示：“正注视形势并考量应采取步骤，现各方情报不一，仍在审查斟酌中。”

美国政府回避华北问题的逻辑在于，国务院认为，在以土肥原贤二为首的日军操纵下，华北地区的分离已经不可避免，当时“中国、日本和西方等许多观察家均认为土肥原将会成功”。因此，在中日双方的华北问题交涉“最终以破裂而告终，没有达成妥协”的前提下，美国国务院不愿在其认为早已成为既定事实的事务方面，同日方进行外事交涉，任何外交场合上的对日谴责都被国务院认为会刺激日本军部扩大事态，而削弱国务院支持的日本文官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