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对抗：在华势力范围的均沾与独占

美方虽然对日本重塑“亚洲门罗主义”的动向有所耳闻，但终究美国政府高层没有采取具体的行动加以遏制或批评，尽管美驻日大使馆向华盛顿发回了大量相关报告，但“国务院并没有关注这些事态发展”。

以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亨培克为代表，当时远东司在美国东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具有主导作用，“亨培克的长期任职，以及国务卿赫尔缺乏时间、兴趣和经验，使亨培克获得了指导美国东亚政策的权力”。亨培克始终拒绝承认日式“亚洲门罗主义”同美式“门罗主义”有任何相似之处，并坚信：“门罗主义是美国捍卫和保护西半球的基石，不是限制或胁迫其他美洲国家的工具，也不是建立美国专属势力范围的借口。”

美国政府就建立在华势力范围这一问题而言，其首要目标仍然是维持已经摇摇欲坠的远东《九国公约》体制，通过列强均沾在华权益以达成美国所追求的远东均势构想，因而必须继续强调在华“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原则的不可侵犯。1933年8月25日，亨培克在同日本驻美大使馆书记官武富敏彦的会谈中表示：“《九国公约》序言中的原则在过去和现在都直接符合美国的传统政策。我们应该继续坚持其中所规定的原则。”

对奉行“亚洲门罗主义”的日本政府而言，此时侵占中国东北早已违背了《九国公约》，加之历史成因导致的“挑战美国并打破其主导的华盛顿体系成为日本外交的最高诉求”，其战略目标早已演变为在华势力范围只能由日本独占，排除任何西方列强对此的干预。日本独自称霸东亚几乎成为了日本外务省的一致性意见，“东亚概念至翌年（1934年——引者注）4—5月间在外务省内部迅速形成，并在同年6月东亚局设立时，已经在省内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共识”。

在制定实际对外政策方面，在外相广田弘毅负责全局的方向下，外务次官重光葵“在对华政策的制定中处于主导地位”。广田在对美外交方面倾向于缓和态度，“注意维护与美国的友好关系”。重光则沿袭了“亚洲门罗主义”的指导原则，强调西方列强“不要给予中国武器上或财政上的援助”，任何对华援助都被视为侵犯了日本的在华势力范围。日本的这种“独占”理念与美国政府远东政策中的“均沾”原则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

1921年华盛顿会议会场全景

此后，按照广田对美缓和外交与重光独占在华权益的理念，日本外务省积极开展了相关实际外交活动。在对美外交方面，“广田无法忽视美国反对建立伪满的立场”，因此他试图在继续维持日美两国协调关系的前提下，以互相承诺势力范围归属的形式，换取对利益冲突事务的互不干涉。

1934年2月21日，新任驻美大使斋藤博专程拜访国务卿赫尔，并向后者附送了广田的私人信件。广田在信中表示：“我们两国之间不存在从根本上无法友好解决的问题。只要两国都充分理解对方的立场……两国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会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得到解决。”广田在信中所暗含的立场，仍同其演说中“日本政府深感在东亚维持和平的重大责任”一致，如果美方理解这一立场，不亚于等同于美方默许了日本的侵略行为。

对此，赫尔在3月3日的回信中强调各国均沾在华权益原则的重要性，表示远东争端的解决必须“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而对所有国家都有明确和持久的好处”。但是，美国政府延期到3月21日才正式公布这一回信，在此期间，溥仪正式登基成为伪满“皇帝”，美国政府对此表现出了对日本独占中国行动的不予支持，“暗示不承认原则不受这些电文的影响”。

由于未能收到美方更为积极的外交态度，5月16日斋藤博又向赫尔递交了关于《日美联合声明》的草案。这一草案更为直观地反映了日本想要同美国瓜分太平洋、独占中国的图谋。草案中提及：“两国政府相互承认，美国在东太平洋地区和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是主要的稳定因素，两国政府将在其适当和合法的权力范围内，尽其最大努力，在地理上毗邻其各自国家的地区建立法律和秩序的统治。”

赫尔既震惊于日本政府的霸权逻辑，又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在回忆录中，赫尔表现出了对草案隐藏的“亚洲门罗主义”思维的不可理喻，指出：“日本无视门罗主义的基本理念，即维护西半球国家的安全和独立。门罗主义旨在防止外国征服西半球，而远东却没有受到任何外国的威胁。”29日，在对斋藤的具体答复中，赫尔一方面强调美国坚决反对日本想要独占中国的任何构想，另一方面则指出美国担忧日本不断演进的区域霸权进展，总之美国政府“不可能鼓励日本在地理上与其相邻的地区主张这样的权利或提出这样的意图”。

由广田主导的对美外交难以使美国政府彻底理解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观念，与此同时，重光葵主导制定的对华政策则表现出了更为激进的东亚霸权倾向。1934年4月13日，为切断中国获取国际援助的渠道与前景，基于重光的构想，由外务省亚洲局第一课课长守岛伍郎起草，广田签发了第109号密电《关于对中国国际合作问题的我方态度》，其中明确提出：“维持东亚的和平与秩序是日本在其责任下独自完成的必然结果，日本决心全力履行这一使命。”

此外，该密电还强调必须彻底根绝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援助以及中国想要获取援助的可能。该密电一般也被认为是随后引起轰动的“天羽声明”的主要内容来源，“构成了‘天羽声明’的基础”。

1934年4月17日公布的“天羽声明”，使国际社会第一次全面地认清了日本妄图独霸亚洲的野心，深刻地展露了日本政府的“亚洲门罗主义”思维，“天羽声明意在表达对退出国联后国际社会援助中国的不满”。“天羽声明”的主题仍然归结为：“若中国试图利用他国来排斥日本，或采取以夷制夷的对外策略，违背东亚和平的原则，日本将不得不予以抵制。”这种在涉华议题中排斥西方列强的基调，贯穿于重光的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之中。由于声明内容等同于“把中国划入日本独自主宰的势力范围”，因此势必引发同远东《九国公约》体制的冲突。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

然而，美方对此的初始态度却是克制的。4月20日，美驻日大使格鲁建议国务卿赫尔“不应试图以挑衅的方式回应声明中概述的政策”。尽管美国政府层面并未在第一时间对此进行交涉，但美国舆论却在一时之间甚嚣尘上，其动向引发了日本外务省的担忧。4月19日，日本驻美大使斋藤博即向外务省汇报了《纽约先驱论坛报》与《华盛顿星报》中对此的不利报道：“日本已违反《九国公约》，视之为无效……日本希望通过美国的门罗主义来实现其利益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为避免因舆论激化而迫使美国政府作出强烈反应，4月21日，广田向各驻外大使发布训令，强调各大使在解释此事时，一方面要提及日本无意违反《九国公约》体制，而另一方面必须说明日本“反对各国共同行动妨碍东亚和平与秩序的行为”。4月24日，斋藤回电广田，指出鉴于“（美国）国务院方面自始至终大体保持沉默，没有明确的批评”，建议广田以外相身份发表对此的官方声明，以彻底打消美方顾虑。

4月25日，格鲁代表（美国）国务院正式拜访广田，探查日方态度，广田借机进行了旨在安抚美方的补充说明，辩称日方绝对遵守《九国公约》，但不能容许“向中国出售物资或提供贷款”等活动的出现。这番言辞得到了格鲁的认同，格鲁在向赫尔汇报时表示“不怀疑外相上述讲话的诚意”。广田的这一解释也间接地影响了（美国）国务院的对华态度。由于“天羽声明”涉及中国问题，同日，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特就此询问（美国）国务院对该事件的态度。

然而，赫尔多次含糊其辞，仅表示“对于提出的任何问题，我都无话可说”。4月27日，美国驻北平领事高思指出，美方可以不关注“天羽声明”所引发的中国问题，但必须捍卫自身在东亚地区的势力范围，“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中国的独立，而是我们现在和将来在太平洋地区的独立行动”。

4月26日，广田分别向英、美大使馆递交了关于该事件的官方说明，除继续强调与列国协调以外，着重强调“日本无法容忍任何第三方为执行其自私政策而利用中国问题”。这一说明相较于此前广田对格鲁作出的解释，更为强烈地表达了日本在东亚排除英美势力干预的意图。

受这一官方说明及上述高思对此的提醒，4月29日，格鲁代表美政府向广田递交了对此事件的备忘录，其言辞表明了美国绝不容许日本破坏东亚国际秩序的态度，“美国人民及政府认为，涉及其他主权国家的权利、义务及合法利益的问题上，任何国家在未经相关国家同意的情况下，无权将其意志强行确立为定论”。日方并没有预料到美方态度的突然急转直下，紧急就此实施了补救对策。其主要对策有二，其一是进一步通过交涉缓和美方情绪，其二是回避《九国公约》问题。

5月5日，重光在会见格鲁时表示：“日美两国政府间以友好精神坦诚交流各自观点极其重要。”5月16日，广田训令各驻外大使：“避免主动确认《九国公约》的效力，特别避免使用‘九国公约’一词，而是以‘现行有效的条约我们全部尊重’这一表述进行解释。”

美国国务院对于日本的补救对策总体上持赞赏的态度。5月18日，广田指示斋藤博向赫尔就备忘录作出回应，强调“日本政府并不打算回避其作为条约国的义务。在涉及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正当权利和利益时，绝无侵犯之意……就中国问题交换意见时，日本政府不能忽视东亚”。赫尔对这一回应显然较为肯定，表示“我国政府只关心在东方的贸易权利是否与在世界各地的贸易权利平等”。

至此，“天羽声明”所引发的风波偃旗息鼓，美方满足于《九国公约》原则的不断重申，日方也及时平息了“亚洲门罗主义”野心公开后所引发的舆论风波，美日关系虽因政策不同而对立，但“在奉行尽可能避免美日摩擦的政策基本点上，双方几乎没有分歧”。

《日美联合声明》与“天羽声明”所引发的日美外交风波表明，日本奉行的“亚洲门罗主义”无法在任何形式上与国务院产生共鸣，“反而助长了他们对日本的不信任”。美国东亚政策的核心原则在于通过列强“均沾”在华权益，形成广阔的中国自由市场，以此为基石建立非正式帝国的势力范围。日本试图“独占”在华权益，建立殖民帝国的霸权逻辑显然不能与此兼容。但政策的对立并不代表双方此时急需升级矛盾，与之相反，只要日本继续承认东亚市场的对美准入，美方并不想在涉华议题上开罪日本政府，“即使‘天羽声明’发表后，日方似乎并不认为日美关系因此特别恶化”。

而美国政府就涉华议题展开的对日外交，也表现出了高度的国家本位主义特征，对华援助仅为美国东亚战略布局的环节之一，完全让步于《九国公约》原则。因此，对美国政府而言，这一时期的美中关系优先级远低于美日关系，“罗斯福不愿使日本人增加对美的敌对情绪”。政策对立引发了围绕在华势力范围的日美外交竞争关系，使日本暂时收敛了公开表露侵略中国的意图，也同时展现出了因“美国缺乏充分的意愿去承担这一责任”而造成的东亚国际秩序权力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