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长期在场者

与前述几类不同，崔书记的经历并非在出去与回来之间反复摆动，而是呈现出一种长期在场、不断转换角色的连续轨迹。他的个人生涯，几乎完整地嵌入在村庄近四十年的制度与日常运作之中。

他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童年与少年时期正值社会秩序重建阶段，受教育经历并不完整。恢复高考后，他先后两次参加考试，但成绩并不理想。与许多同龄人一样，在升学机会有限的情况下，他选择参军入伍。对他而言，当兵既是一条现实出路，也是一种被普遍认可的选择。

服役期间，他并未获得进一步升学或留任的机会。八十年代初退伍后，他回到村庄。与一些退伍后继续外出谋生的人不同，他很快被吸纳进村庄公共事务体系，开始从事基层工作。最初的岗位并不固定，主要承担治安、民兵、计划生育、党群事务、出纳等具体工作，属于典型的“哪里需要补哪里”的角色。

在随后的十余年中，他长期处于副职位置。工作内容琐碎而具体，包括协助处理纠纷、组织会议、对接上级部门、落实各类指标。尽管职务层级不高，但他几乎参与了村庄日常运转的各个环节，对村内人口、家庭情况和事务流程极为熟悉。

九十年代初，他曾短暂离开村庄，选择下海经商。在这一阶段，他以停薪留职、挂职副书记的方式外出，先后从事过工厂经营等活动。这段经历持续数年，为其积累了一定经济基础，也使他接触到更为市场化的运行方式。但由于家庭与村庄事务的牵连，他最终完全离开企业经营，再次回到村庄。

二十一世纪初，在原有村庄主要负责人转入国家干部体系后，他正式回到村庄担任核心职务。此后十余年间，他长期负责统筹村庄事务，直至退休。在这一阶段，他的工作重心更多转向协调、决策与对外沟通，同时也依然保留着对具体事务的直接介入。

从个体特征上看，崔书记对制度语言较为熟悉，能够完成与上级部门的对接；同时也熟知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对人情往来、矛盾处理有着长期积累的经验。在访谈中，他很少主动评价自己的工作价值，也较少使用宏大叙述来解释个人选择。他更倾向于以“当时需要”“有人要做”“事情总要有人管”来描述自己的长期在场。这种表述方式，既反映出个人性格的克制，也体现出一种对公共事务的习惯性承担。

从结果上看，崔书记的个人经历并未呈现出明显的跃升轨迹，但却构成了村庄治理中一种稳定而持续的存在。他的长期在场，使村庄在多次制度调整与人员更替中，始终保留着一条经验连续的线索。

在会宁县韩家集镇袁家坪村，已当了近15年的村党支部书记任长太（右）在村民家和村民沟通。 资料图：新华社

五、回村的逻辑

综合不同个体的回村经历可以看到，“回到村里”并非一种单一的价值选择，而是在多重结构条件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现实结果。

首先，家庭照料责任构成了最直接、也最具约束力的动因。无论是抚育子女、陪读，还是照顾年迈父母、看护孙辈，中年阶段的个体往往难以在外地长期维持高强度务工与家庭责任的双重负担，村庄由此成为承载家庭再生产的关键空间。

其次，村庄公共事务的进入路径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选举、指定、返聘、被动接任等方式并存，反映出基层治理并非完全依赖制度化流程，而是在制度框架内高度依赖地方社会关系与现实判断。在人手短缺、待遇有限的背景下，是否“靠得住”“讲规矩”“愿意承担”，往往比形式上的程序更具决定性意义。

再次，外出务工经验在回流过程中被重新赋予治理价值。外出并未切断个体与村庄的联系，反而在回归时转化为一种隐性的社会资本，使其更容易被纳入公共事务体系。这种从“迁移”到“回流”的转化，揭示了流动并非对村庄治理的单向消解，而是可能成为补充其人力资源的重要来源。

然而，这种以个人承担为基础的治理模式，也暴露出明显的结构性风险。当回村更多依赖家庭责任、道德压力与临时补位时，基层治理的可持续性便高度依赖少数个体的持续付出。

由此可见，真正需要反思的并非“为什么他们回来了”，而是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为这些回来的人提供更稳定的支持，使回村不再只是被迫的选择，而成为一种可以长期维系的公共参与路径。

未来应通过稳定的制度保障、明确的激励机制和社会支持体系，为回村者提供长期可持续的支持，使“回村”不再仅是被迫承担的现实选择，而能够转化为一种长期可维系、受认可的公共参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