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关于农村的公共讨论中，离开几乎被视为一种必然。在这一叙事框架下，村级治理岗位往往被视为负担重、回报低、缺乏吸引力的“没人愿意干的活”。但在一个中部农业村里，村干部与小组长却选择了“回来”。

作者调研发现，“回到村里”并非一种单一的价值选择，而是在多重结构条件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现实结果。他们的回归揭示了基层治理在人力资源上的结构性依赖，也凸显了制度化支持与激励机制的缺失。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新乡土”，观察者网转载，供各位读者参考。

【文/艾菲儿】

本文讨论的D村，位于中部地区某县城郊区，距离县城车程不足十公里，与镇政府的空间距离更近。这种地理位置，使它既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偏远乡村，也尚未被城市空间真正吸纳。

在行政与政策体系中，该村同样处于一种“中间位置”。它并非国家或省级重点扶贫对象，也不是依靠产业或文旅资源而声名在外的“明星村”。长期以来，它与上级政府保持着一种相对稳定却并不紧密的关系：日常事务有人过问，重大项目需要竞争，既不会被完全忽视，也很难获得持续、密集的政策倾斜。

从社会结构上看，这是一个人口规模不大、存在人口流出问题的农业化村庄。农业资源有限，土地制度仍以小组为核心单元运行，小组在土地分配、流转与资源使用中拥有较强实际权力。外出务工比例较高，留守群体与返乡群体并存，家庭代际分工清晰而紧张。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并不极端、却高度“常态化”的村庄情境中，村干部与小组长这一群体的来源、动机与行动逻辑，呈现出值得细致分析的复杂面貌。也让我们得以提出一个问题：村干部与小组长，为何回来、或者选择留在村里？

在关于农村的公共讨论中，离开几乎被视为一种必然。年轻人外出求学、务工、定居，中年人为了收入不得不离乡，村庄被不断描述为“被抽空的空间”。在这一叙事框架下，村级治理岗位往往被视为负担重、回报低、缺乏吸引力的“没人愿意干的活”。

但在本村的调研中，一个并不张扬却反复出现的事实引人注意：仍然有人回来了，并且承担起了公共事务的责任。

他们并非统一的一类人。有人从沿海城市返乡，有人从未真正离开，有人因为家庭责任停留，也有人在外漂泊多年后被重新吸纳进村庄治理体系。他们的回归，并不总是主动的选择，也并非完全出于理想主义。

这就引出了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在当前的社会结构与制度环境下，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些人“回来”？他们又是通过什么路径进入村庄公共事务体系的？

资料图：新华社

一、留下来的人

刘主任进入村庄公共事务，并不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的职业选择，而更像是在多重现实约束下的一种“顺势而为”。

她清楚地记得，自己真正开始参与村里事务，是在原有的妇女主任退下之后。当时，村里并没有太多人主动表达意愿。她的孩子还小，需要有人全天照看；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后来身体状况逐渐变差，既不适应外面的生活，也无法再从事高强度劳动，最终选择回村做一些零散的泥工活。

“那时候出去打工不现实。”她反复强调这一点。在她的叙述中，“不现实”并不仅仅指收入问题，更是一种家庭运转层面的不可能性：孩子没人带，老人年纪也大了，夫妻分工已经没有太多腾挪空间。

相比之下，留在村里，反而显得“更划算”。一方面，村里的岗位虽然收入不高，但时间相对可控；另一方面，熟人社会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支持网络，孩子、生病、突发情况，都不需要额外付出高昂的金钱成本。

她并不否认，这份工作在村里并不好做。妇女事务往往琐碎、情绪性强，调解家庭矛盾、组织活动、对接上级检查，都需要投入大量精力。但在她看来，这些事务至少是“在家门口完成的”。

她的子女结构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选择。大女儿早早出嫁到外地，二女儿嫁到邻县，小儿子在城市从事音乐相关工作，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不再需要父母经济支持。家庭再生产的重心，已经从“供养子女”转向“照料孙辈与维持自身生活”。

在这样的阶段，村庄岗位并非上升通道，而是一种稳定装置。它帮助她把家庭照料、经济补贴和社会角色整合在一起，使“留下来”成为一种可以被接受、也被社会认可的选择。

二、外出回流者

洪主任的回村经历，常常被村里人视为“运气好”，但如果顺着他的生命史细看，会发现这并非偶然。

他小学文化，早年跟着爷爷学手艺。后来家庭变故，爷爷再婚，家庭资源重新分配，他逐渐被边缘化。分田到户后，他分到几亩地，开始独立务农。1990年代，结婚成家后，家庭经济压力迅速显现，仅靠农业难以维持基本生活，他开始选择外出打工。

他的打工经历并不稳定。深圳、义乌，不同工地、不同季节，哪里有活就去哪里。“一年里，只有下半年收完稻谷，才能安心出去几个月。”这种高度不确定的流动状态，使他始终无法真正离开村庄。

2000年春节，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那一年，他像往常一样回家过年。不同的是，他主动去找队长，把土地相关费用交清。这在当时并不算普遍行为——不少外出务工的人，土地已经交给别人代种，税费也常常拖欠。

正是这一举动，引起了老书记的注意。在老书记看来，这是一个“讲规矩、心里有集体的人”。不久之后，他被叫去帮忙处理一些村里的事务，从临时跑腿到逐渐参与具体工作。

洪主任自己并不把这次转变理解为“被提拔”，而是“被拉了一把”。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文化优势，也没有资源背景，唯一被认可的，是一种可被观察到的守序行为。

在村庄治理中，这种行为往往比学历或技能更重要。它意味着可靠、可控，也意味着在关键时刻不会“掉链子”。

2024年1月5日，在广西柳州融安县浮石镇六寮村议事协商主题广场，镇、村干部和村民正在议事。资料图：新华社

三、被推上台前的人

如果说前两类回村路径仍然带有一定程度的主动性，那么更多进入村庄公共事务体系的人，其实并不是“选择了治理”，而是在具体的制度情境与人情结构中，被推到了治理的位置上。

以袁组长的经历为例。20世纪80年代初，他原本以木工为业，农业生产并非其主要收入来源。当时正值生产队向家庭承包制过渡的时期，原有的组长因身体原因无法继续承担工作。在一次组内群众会议上，他被多名村民推举出来。尽管本人并不情愿，但在当时的村庄伦理中，“被大家选中”意味着一种难以拒绝的责任。

在那个阶段，小组长的角色与今天存在显著差异。他们不仅要承担事务协调职责，更深度嵌入生产组织之中：要组织劳作时间、协调人力分配、调解因劳动强度与收益分配引发的矛盾，甚至需要在生产现场以身作则。小组长的权威，更多来自个人付出与日常在场，而非制度授权。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这种“生产型治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小组长的事务性负担并未因此减少，反而在后续政策叠加中不断增加。从土地调整、资源分配，到政策宣传、矛盾调解，再到近年来的项目对接与数据填报，小组长逐渐成为最基层、也最容易被忽视的治理节点。

进入21世纪后，村内公共岗位的吸引力持续下降。一方面，事务繁杂、责任模糊、回报有限；另一方面，村庄内部可供动员的中青年劳动力持续外流。在这一背景下，“指定”“劝说”“返聘”逐渐取代了严格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

于主任的经历便反映了这一现实。他并非通过群众选举进入岗位，而是在“没人愿意干”的情况下，被村级领导直接起用。即便年岁渐高、已到退休年龄，仍被返聘继续承担工作。这种做法在制度层面看似临时，但在实践中却逐渐常态化。

由此可以看到，当基层治理岗位无法通过制度化渠道持续吸引合适人选时，村庄不得不依赖既有社会关系网络，通过非正式方式维持治理运转。

这种“被推上台前”的过程，正是基层治理供需结构失衡的直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