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深刻阐释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如何“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观察者网专访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鄢一龙，解读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这是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在主席台上。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采访/观察者网 小婷】

观察者网：这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活动之后，中央开的第一个重要会议，您怎么看在70年时间节点上的这次全会？

鄢一龙：人生七十古来稀，对于国家而言70年却正当青春。中国共产党一直以赶考的心态，试图回答如何摆脱历史周期律的“黄炎培之问”。从这个意义上，我把十九届四中全会看成中国体制的成人礼。它标志着中国第一阶段赶考以优异成绩毕业，也标志着中国正式告别了百多年以来的制度自卑、或者制度不那么自信的时代，正式进入了制度自信时代。

鲁迅先生曾经追问“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当然没有！近代以来，既便在最低谷、最黑暗的时候，中国人依然在自强、在斗争、在寻求中华民族的出路，才最终迎来了民族复兴的光辉前景。但是始终有那么一批中国人，完全丧失了自信力，要么搞封闭僵化的“自欺力”，要么觉得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只有一味崇洋媚外的“他信力”。直到不久前，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的体制不过是过渡型体制、转轨体制，要不趁早和“文明之邦”的“民主体制”接轨，迟早得崩溃。

这次四中全会《决定》展示了满满的制度自信，这不是谜一般的自信，而是成熟的自信，是经过实践检验、历史检验得到广泛认同的自信，是“踏遍青山人未老”，“斗罢艰险再出发”的自信。说它是成熟的制度自信，主要有以下几个标准：

第1个标准是牢固树立根本。不自信无以立根本，《决定》对于基本制度原则异常坚定、不可动摇，清晰展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已经形成了自我身份确证。

第2个标准是形成完整体系。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说对于体制改革没有成套设备，今天我们看到这么一个成套设备。《决定》列举了13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系统制度体系建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布局，强国与强军，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第3个标准是开放包容。人类对于制度的探索先进成果都可以为我所用，合则用，不合则不用，既不盲目崇拜，也不盲目排外。我们可以看到，《决定》里提到很多制度都是学习西方、学习世界的产物，是人类共通的制度安排。

第4个标准是批判创新。不批判、不创新无以图将来，《决定》充满了忧患意识、危机意识、问题意识，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力图使得我们的制度更具优越性，治理更有效能。

观察者网：这次全会主题聚焦在两个词上：“制度”和“现代化”。今年也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我们党对制度建设的认识经历过几个阶段，又有哪些认识深化？

鄢一龙：我更愿意在百年历史纵深中看待这个问题。中国制度危机是在近代遭逢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数千年未遇之强敌的条件下发生的，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把中国人打醒了，从而走上了寻求制度现代化、治理现代化的道路。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困惑迷茫期。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上下求索，寻找一条救中国的出路，但是找不到，到处碰壁，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才走上了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

第二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奠基与探索期。毛泽东说国家建设就如同起房子。起房子需要先打好地基。这一时期奠定了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基础，建立了包括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政党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一整套的社会主义重要制度，这为共和国大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最大的制度红利。这一时期的探索也经历了很大的挫折，特别是一直没能找到充分发挥个体积极性，搞活经济的制度模式。

第三个时期是改革调整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制度体系进行改革与调整，并没有现成模式可以遵循，而是摸着石头过河，建立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对外开放体制，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焕发出巨大的生机和活力。

第四个时期就是十八大以来的制度探索逐步进入了成熟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了制度自信，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总目标。而十九届四中全会是一个里程碑，是我党历史上首次专门用一个全会研究制度问题与治理现代化，对制度进行根本性、全面性、系统性的建构，而到2021年我们制度将更加定型化，到2035年将更加完善，到2050年全面实现治理现代化。

观察者网：中国经济的成就，也让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中国的制度和发展道路。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您认为和西方政治制度相比，有哪些特色？

鄢一龙：四中全会鲜明地概括了我国制度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优势体现了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制度特征。概括而言，中国作为与西方不同的文明体，不同的社会性质，超大规模的国家，其最根本特性与根本优势是“一统多元”，上述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就是这个根本特征与优势的不同方面表现。

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最突出的成就是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大一统的共同体，一直延续了数千年，这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独特的。中国历史上主要有三次大一统：第一次是周行封建的大一统；第二次是秦推行郡县制为基础的大一统，其格局规模远迈殷周，“百代都行秦政法”，奠定了后世基本制度格局；第三次是元—清的大一统，使得中国进一步整合为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并奠定了当代中国的版图。传统大一统体制同时又是高度多元的，一统为难，而多元却是其势必然，中华民族起源就是“漫天星斗”，在历史长河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话语、风俗、制度都是差异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