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汀阳、雷吉斯·德布雷 译/观察者网由冠群】

赵汀阳：

今日很多西方人对中国都有一种刻板印象：中国就是专制的帝国加上傲慢的朝贡体系。但古代中国（明朝以前的中国，公元前约2070年——公元1368年）更久远的故事却基本被忽略了，那是一个讲述着多元文化、深邃哲思和开放文明的故事。这种对于中国的认识不但在西方当代知识界几乎完全缺席，更荒唐的是，它也在今天的中国逐渐消失。

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 图片来源：资料图

多年来，我致力于从古老的中国故事中提炼出脉络，为未来的世界秩序构建理论基础。这个故事的特色之一就是“天下”这个概念，早在几千年前这种观念就已经在中国盛行起来。我认为它足以被视为世界体系的普遍概念：一个所有国家共同治理、所有文明共同分享并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体（commonwealth）。

天下这个概念既不是一个通往完美世界的承诺，也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一个愿景——这个世界经过政治重构而使其更有可能为所有人提供长久的稳定与安全。从哲学上说，它对文明冲突（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这个政治问题提出了一套本体论的方案。

就像康德提出的永久和平理念并不仅仅针对德国而言一样，一个普遍的天下体系也是为世界谋求永久和平，而不是中国支配他国的工具。并非巧合的是，康德提出的永久和平理念只局限于文化和宗教相近的民族之间，而没有解决文明冲突的问题。与其相比，天下体系的永久和平理念更适合当今这个全球化的世界，这套理念从根本上不排斥他者，它源于中国平等尊奉各路神仙的多神信仰传统。

如果新的天下体系真有可能建成，那显然它不意味着中国价值观的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相反，正如“普天之下”这个超脱的观念所暗示的那样，天下体系应该吸受并采纳一切已被证明具有普遍性的好的价值观，无论它们源自何处。

理论上，新的天下体系应该由三个概念组成：

1. 世界的内在化（Internalization of the world）：把所有国家都纳入一个共同享有的、相互依存的体系当中，这样就不再存在排他性和外部性。这一概念部分来自德国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可共存性”（Compossibility），指万物归属同一个世界。当前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无比清晰地彰显了这种固有的相互依存关系。

2. 关系理性（Relational rationality）：把敌意最小化（minimization of hostility）放在比排他性利益最大化（maximization of exclusive interest）更重要的位置。这明显区别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理性这个现代观念。

3. 孔子最优性（Confucian optimality）：正如孔子所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达到这种平衡，就需要进行制度安排，以便所有人都同时获益。“孔子改善”（Confucian improvement）更强调互利互惠和共同富裕，而不是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即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在此，全球新冠疫情也是一个恰当的实例：面对冠状病毒这样的传染病威胁，除非每个人都安全，否则没有人是安全的。

这三个概念适合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提出的跨政治或跨文化“聚点”（Focal points）定义，人们或思想最终会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天下观超越了政治（the political）这个现代概念，将政治重新定义为化敌为友的艺术，而不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托马斯•霍布斯，卡尔•马克思，卡尔•施密特和汉斯•摩根索等人所说的政治斗争。

我的好朋友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担心天下观会导致“中国治下的和平”取代“美国治下的和平”。但这种担心并不恰当，因为在天下体系里没有君王的位置——这个体系本身就是君王。从这个意义上讲，天下体系就像瑞士，各个语言族群（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罗曼什语）和其所在州几乎平等地共存于一个联邦之内，首都伯尔尼基本上只发挥组织协调的作用，瑞士联邦主席每年轮换权力有限，甚至一些瑞士居民都不知道当前在位的联邦主席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