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今的东亚形势有向20世纪50年代螺旋式回归的趋势

今后的形势发展将使长江航运的国防作用日益突出地提上日程。今天的世界形势表现为世界经济形势恶化与美国国家竞争力严重下降联袂登台。2010年9月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向全美民众宣布美军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结束的电视讲话中披露：“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并没有巩固我们的经济。我们在战争上的花费超过了万亿美元，这些资金很多都是从外国借来的。”奥巴马坦言，战争使美国的竞争力受到削弱，“从长远来看，我们的国际竞争力正面临严峻挑战”[70]。当代帝国主义已从工业托拉斯阶段进入金融资本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也从工业资本主义跳到金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远没有解决。

今天世界最大的霸权国家美国自身也面临着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自1972年尼克松政府将美元变为石油美元之后，作为国家货币的美元与其所承载的价值就出现二元对立。也就是说，美元是美国或美利坚民族的，但美元所承载的资产（价值）却是华尔街私人的，因为支撑美元价值的基础已不主要的美国人民的劳动产品，而是远在天边的他国石油，美国政府为美元保值的任务不再是组织和管理国内生产而是组织军队到海外打仗以保证海外石油以美元交易。交易稳定，美元升值，这样美国就可以从华尔街分得利润；反之，如果不能再打倒一个像苏联那样的大国并以此释放出巨量浮财为美元注资的话，美国政府就必须面对越来越多且可能造成政府工作难以正常运转的“财政悬崖”。2008年从中亚撤军后，美国就失去了控制中东石油从而为石油美元保值的前提，为此，美国政府要使美元保值，就要“战略东移”，目标显然是冲着中国来的，其目的就是企图从中国这里再获得苏联倒下时释放出的可以为美元保值的巨量浮财。

与美元的二元对立相适应的是，今天的美国已失去了它的民族性并异化为金融寡头垄断资本主导且与美利坚民族相对立的寄生性国家。这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提出的“G-W-G′”即货币（德文：Geld）经过商品（德文：Ware）生产进而使其增值的资本总公式，已异化为通过战争（英文：War）而再不是商品生产增值的公式。“货币没有主人”[71]，资本没有祖国。与托拉斯工业资本不同，华尔街金融资本不会给美国政府留下太多的时间，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向美国一般的“让利”已远不能满足美国政府的需求，在独控中东无望、石油美元持续走低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实现再工业化[72]，美国（买办）政府保住美元、留住华尔街资本的唯一出路就是再造苏联解体那样的形势，由此获得使美元升值的浮财。

现在问题是时间并不在美国手中，而要在短期内达不到搞乱中国的目的，美国外交在华尔街的压力下就可能日益缺乏耐心，缺乏耐心的外交当然包含着战争选项。目前，美国放纵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和平宪法，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复活，媒体认为，安倍“的确在谋划和中国的战争”[73]，战争的危险日益增大。为此我们当有预案。

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1964年美苏从南北两个方向向中国压来：8月在“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严重升级：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随后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大规模增加驻军，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致与中国接近全面的军事对抗。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间，中苏边界发生的冲突达4189次之多。这期间，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战备交通问题。

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指出：“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要有个地方。”当罗瑞卿讲到总参谋部担心密云、官厅这些水库的泄洪量太小时，毛泽东将北京的安全与四川联系起来，说：“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74]次日，刘少奇在主持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会上强调：“昨天在主席那个地方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主席着重地讲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在第一，第一是讲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75]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说：“国民党为什么修长江—都匀—贵阳那一条线，而不修川汉那一条线？是什么道理？川汉铁路[76]，满清未修，就闹风潮，选的是北线。为什么要修川汉线，要找历史资料做比较，都要研究一下，做个比较。”随后毛泽东向在座的同志提问并回答说：“《三国志》讲黄权随刘备东征，刘备打了败仗，黄权被隔断于江北，没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谣，说刘备杀了他的家属。曹丕要给开追悼会，他说不要开，刘备不会杀他的家属。后来证实果然没有杀。是没有路走，回不去了嘛！”[77]1965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工作汇报时说：“三线建设问题，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无及。”[78]

今天的东亚形势有向20世纪50年代螺旋式回归的趋势，但同时我们也要及时做好应对未来历史再出现向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回归的可能，“三线”的议题同样会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今后在长江交通战备问题上我们是否可以避免毛泽东提到的“后悔无及”的情况发生，为此，我们确实需要实事求是的研究和切实的努力。中国凡事——何况还是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这样的大事——都要争取最好的结果，同时也必须做最坏的准备。

五、总结与建议

虽然目前长江存在上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辩证地看，这是中国前进中的问题，前进中的问题须用前进的方法来解决。我们不能在倒洗澡水时连洗澡的婴儿一起泼出。现在洗澡的婴儿（长江）已经长大，留给我们的任务就是使其更加健康。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将目前过度注重长江经济即所谓“黄金水道”功能的思路转移到国家经济和国家安全并重的长江发展轨道上来。长江之于国家安全的关键在交通的国防价值，不在交通的产值。因此，建议在长江航运发展总目标“四个长江”即“平安长江、数字长江、阳光长江、和谐长江”[79]中植入“国防长江”的元素，以提升全民族对长江的国防作用的重视。从中国历史看，国防而非经济才是统揽长江全部内容的红线。在推进长江航运发展中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二者不可偏废，在今后的计划目标中，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后者可能还要适当加强。

第二，国防交通的关键是道路的畅通无阻。建议拓宽三峡运输通道，但这种拓宽不是目前永久船闸的复制而是补充，尽可能减少其对科技的依赖，增大其自然功能，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由现代高科技应用带来的副作用。都江堰和大运河之所以流经千年而不废，就是因为它们顺应而不是改变河流的自然性。经验表明，能使人类生活更接近自然而不是反自然的科学才是强大的，只有顺应、适应自然的事物才是最坚固恒久和稳定的。我们要借鉴中国古代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都江堰和大运河工程中的“道法自然”的智慧，最大限度地保存和利用河川的自然性。与此相应，我们今后也要将长江大桥的再建，纳入统一管理，至于新启大桥工程，需要经过充分的国防评估后再做合理取舍。

第三，建议在原有管理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三峡大坝和长江大桥的管理水平和层级，快速提升和强化国防交通的功能，对其中新启动的重大项目，事前要有充分的在军方代表参与下的国防评估。如有必要，可借鉴元代将汉中行政管理划入陕西的历史经验[80]，将重庆中央直辖管理功能再进一步向东延伸到宜昌三峡。在中央的统筹之下，将目前的长江各部门分段管理进一步提升和优化为长江全程统一管理。

第四，目前我们长江出现的问题是发展中带来的问题，不到万不得已，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最好不要以牺牲发展为代价。根据西方发展和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实践的经验，保证这一点的关键是将可能发生的战争尽可能远地推止于境外。要完全实现这样的目标，目前尚有一定难度，但逐渐严峻的形势使我们没有退路。近代中国受到外侮的教训表明，一旦东海有失，长江就成为外敌进入的口子：一旦口子开裂，中国轻则陷入内战，重则陷入分裂。形势要求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81]。可喜的是，近年来我们的海上力量已有了长足发展，但其组织体系尚未形成“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82] 的统一体系，这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

为此，笔者认为，从“三海一体” 即将黄海、东海、南海视为一体的视角规划中国海上安全战略。根据美国、日本等海洋国家海军建设经验，将并排于中国东部海域的北海、东海、南海三大舰队合成为或许可以用“西太平洋舰队”命名的海上作战指挥体系，以更有效地捍卫广泛存在于黄海、东海和南海即整个中国东部海域内的主权利益，实属必要。在这样命名下的海上作战力量体系中，台湾回归祖国以及捍卫东海南海海域的中国主权已成应有之义，同时又不至将其力量伸展过远，大体在远东雅尔塔体系安排之内。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在不远的将来，切实将中国海上实际控制线前移至台湾东界——这原本就是中国领土的东界，届时台湾和平回归就是可以想象的事。台湾回归祖国意味着中国有效的安全边界真正推至西太平洋深海海域，有了深海，中国的核潜艇才可更加充分地发挥终极反击作用，中国航母建设才能大步向前迈进，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成果才能得到有效保卫，中国内陆长江安全的压力将会大幅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