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婕：刚才您特别提到了山西对于整个华北战局的重要意义。我们都知道，在那个时候，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是极为重要的抗日方式之一。敌后游击战的开展需要依托有利地形，不仅在华北战场如此，在其他战场亦是如此，我们的根据地都是边打边建。每攻占一个地方，我们就会开始考虑如何对其进行长期有效的管理，这涉及根据地的财政、经济、生产以及教育等诸多问题。那么，我们的根据地建设究竟有哪些特点呢？

蔡宏俊：首先，我想谈谈根据地思想。这是我们党军事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关键组成部分。我们党的军事学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军事学说，它反对单纯的军事主义，也就是说，我们的军事学是政治军事学，就像经济学并非单纯的经济学一样，我们十分强调政治经济学的作用。所以，对于军事相关问题的认识，我们要比西方一般的军事学家更为长远和深刻。

根据地思想往往不太受大众关注，而且大家总觉得根据地建设困难重重。我们常说“打土豪分田地”，听起来简单，实际操作却极为复杂。谁是土豪、谁是劣绅，如何打击，打击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处理起来都颇具难度。那些接受过纯粹军事训练和教育的人，往往渴望到前线建功立业，毕竟“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因此他们也很容易忽视根据地建设。

我们一般认为，根据地如同母亲，人民军队则是儿子。没有根据地，就没有子弟兵；没有母亲，就没有子弟兵。在这方面，陈毅元帅就做得非常出色。他不仅是上海市第一任市长，还是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大军的主官。他在我的老家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后，在军部后方设立了一个文化村，并通过秘密通道将上海地区，尤其是沦陷后的上海地区的许多文化名人输送到盐城，其中包括著名新闻记者范长江、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著名剧作家阿英等一百多位文化名人。我认为这体现了陈毅元帅博大的胸怀，此举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各条战线的建设积蓄了一大批人才。

我们的部队是一个执行特殊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执行特殊的政治任务”的定语，让我们的部队比一般军队有着更高的追求和使命。

毛泽东和陈毅在北京

何婕：毛主席当年到北京时，曾说“咱们要进京赶考了”。其实，我们治理一个地方的经验，何尝不是从一个个根据地的建设中逐步摸索得来的呢？先是在根据地积累经验，再推广到更广大的区域，进而治理更大的城市，最终实现城乡共同发展，这些都是在实践中一点点摸索出来的宝贵经验。

张维为：我再补充一点，抗战时期，共产党军队主要在敌后创立根据地并开展游击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自红军时期便开始形成，有一整套成熟的体系，即著名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当时，有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叫卡尔逊，他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后，觉得应该到延安去看看。到了延安后，他见到了毛主席，还做了非常详细的笔记。毛主席还特意写了路条，让他去各地采访。后来，卡尔逊成为了美国的美军游击战专家。在美国太平洋战役中与日军作战时，他在几个岛屿上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发挥了巨大作用。美国人因此称他为“游击战之父”，他则表示自己的游击战术是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例子证明，强国与弱国交战时，游击战几乎是唯一有效的方法。苏联为何失去阿富汗，美国为何在阿富汗也遭遇失败，都是因为被游击战打败。弱国不与强国正面交锋，而是通过掐断其交通线、打击后勤等方式，最终以时间换空间，取得胜利。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战术。

所以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正如毛主席所说，蒋介石虽然占领了众多大城市，但我们的目标并非占领城市，而是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每年消灭一定数量的师、军，最终将战争转化为运动战。

何婕：运动战、游击战、以时间换空间，这些战略战术的思想，到现在不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日常建设中、在应对美西方的遏制时，仍在发挥作用。

张维为：你仔细研究邓小平怎么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包括习近平主席现在怎么谈新时代建设的，用的都是军事语言，比如“杀出一条血路”、“没有坛坛罐罐”、“大兵团作战”等等。

何婕：这也是抗战过程中我们凝结出来的许多智慧。您刚才也说您是研究新四军的。在整个抗战的过程中，八路军、新四军都是非常重要的军事力量。

蔡宏俊：八路军主要活动于华北战场，新四军主要活动于“华中”战场——这个打引号的“华中”，和现在的华中概念不是一回事，它主要是指新四军所活动的区域，即江淮河汉地区的核心区域，实际上是今天的苏鲁豫皖地区。

由于八路军较早地开赴华北敌后战场，且在华北地区发展得很好；而新四军因种种原因，在发展“华中”区域时稍显迟缓。所以，毛主席派黄克诚、彭雪枫等人从华北支援新四军，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八路军支援新四军的局面。随后，在江苏南通海安成立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总指挥部，自此，二者之间的配合便一直存在。

张维为：我记得新四军和八路军在河南、山东等地逐步碰头，然后会合起来协同作战，彼此之间一直保持着这样的联系。因为新四军在1941年皖南事变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当时八九千人的部队遭遇重创，而那时新四军总人数大概有9万。蒋介石逼迫共产党将这支军队调到长江以北、黄河一带，我们出于大局考虑同意了这一安排，但由于存在一些技术性和战略性的失误，最终让蒋介石借皖南事变得逞。

后来，在毛主席的要求下，八路军派刘少奇直接担任新四军政委，我认为这一系列举措都至关重要。此后，新四军自身发展壮大得很快，到1945年时，八路军发展到大约100万人，新四军发展到30万人左右，总计有130多万的人民军队。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整个第三野战军基本上就是由新四军的部队发展而来的。

蔡宏俊：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主要有4支部队，分别是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以及准确来讲应称作华南游击纵队（一般也说华南游击队）。这4支部队各具特色，在各自的战略区域内浴血奋战，创造了不朽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