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这个挑战非常大，特别是非常地道的中国表述方法。我记得我讲过这个例子，就是当时撒切尔夫人到中国访问，我们一位领导人见她的时候说：中国人是一诺千金。然后，我们翻译就翻成一千盎司的黄金。口译这样翻也算过得去，当时撒切尔夫人的反应就是，That’s a lot of gold（那真是好多黄金），显然这不是我们想表达的准确意思。

比方说，总书记讲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果你当时也这样翻译，golden（金）这些词用出去效果不会好的，因为它在英文里面physical，太具像了，另外就是显得非常物质。实际上总书记提出的是一个哲学思想，是一个重要理念。这些东西口译在当场处理的时候，有时候难度比较大，所以口译被称为Interpretation，它是一种解释。但是如果你通过笔译最后形成更好的翻译表述之后，口译也以翻得更加好一点。

还有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我们当初提出来的时候，英文翻译没有统一，所以有几十种不同的翻译方法，当时查谷歌，你想查“一带一路”查不到的，你查之后马上出来的就是“New Silk Road”（新丝绸之路）之类，各种翻译方法都有。后来我们隔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才把它统一翻译成BRI，Belt and Road Initiative，这种重要概念的表述，如果我们在提出之前就有一个整体设计，有一个统一翻译，就更加有利于国际传播。

郭可：我觉得是这样，我们上外从1983年就开始培养这样的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实际上这当中一个基本功就是给你一篇中文稿子，你在一个小时以后要拿出一篇英文稿子，这是学院基本上所有本科学生都要达到的一个基本条件。有这种技能以后，能够适合国际传播当中的各种工作，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做好确实是不容易，说一万道一千就是一个建议，要不断地练。

我记得我自己当学生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被练出来的，在上外红楼里面，我们当年有四个外教，每个礼拜要递交一篇大概五六千字的英文文章，一年练下来以后，再看你一年以前写的英文，跟你一年以后的英文对比，完全是两个人。

黄思谊：各位老师好，我叫黄思谊，是上外新闻学专业的大四学生。我在今年年初参加过前面我们郭院长提到的冬奥会多语种新闻报道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对我们学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能够去亲身参与到国际传播当中去。除了参加冬奥会的报道，我也进行过一些非遗文化的对外传播实践，我们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是它们的传播通常来说是比较厚重的、慢节奏的。那么我们如何能让这类文化的对外传播去适应当下这样一种视频化、碎片化的传播趋势，从而能够去讲一些国外受众能听得进去，并且喜欢听的中国文化故事呢？这是我在实践的时候一直思考的问题。

张维为：我有一次去河南跟他们做一个讲座，他们宣传部的一个同志跟我讲，说我们对外传播做不好。我说怎么可能呢？河南这么丰富的文化，中国文化、中原文化，一定可以做好的。现在他们很自信，最近从《唐宫夜宴》开始，你发觉没有，道理很简单，首先就是发自内心的自信，我的文化就是世界一流的，你比不上的，这个自信太重要了。第二是要触网，一定要把好的作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放到网上，使它受到欢迎。另外就是重视和发挥年轻人的作用，他们知道什么是好作品。几年前一个叫《美丽的森林》动画片，中央美院一个画家临摹了很多宋代的工笔画，然后拍成了一个动画片，看到古画里面的一只小鸟突然飞出来了，这种神奇的感觉，马上就会吸引很多人。诸如此类的都可以做，中国的文化太博大精深了，足以震撼老外，真是这么回事。

唐宫夜宴

主持人：您刚刚举了河南的《唐宫夜宴》。大家知道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舞蹈节目叫《只此青绿》，上过央视春晚。它取材于我们的千古名画《千里江山图》，你去看那幅图可能不是特别有这种艺术感觉，还不太懂它的神韵，当我们用舞蹈的方式，用色彩、用服装把它可视化表达出来，一下就感觉到了。我想我们讲文化故事就是这么讲，我们能够体会的，我们能够喜欢的，别人也可以。

杨波：我还有一个小的想法，也是出自自己的切身体会，既然这样一种艺术，它能传承千年，那么它有一种内在的逻辑，你可以从它一千年的传承中去挖掘一个你特别受触动的一个故事。我至今都记得我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看到的一座宣礼塔，因为那个导游把那个故事讲得太美了，说工人造到一半，他心爱的姑娘病重，他又不能回去，不得不从塔上面跳了下来，然后变成了一只凤凰飞到了心爱的姑娘身边。这个导游讲这个故事其实是为了说为什么这个宣礼塔只造了一半就没有一直造上去，但这个故事就很打动我，就是去挖掘一个最打动人的瞬间，因为人类的情感是可以沟通的，像这些感情它是共通的。

张利伟：三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张利伟，来自上外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我在阅读国外文献和国际媒体 报道的时候，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觉得在针对一些国际重大事件和一些议题的时候，中国学者的声音比较微弱，我感觉跟我们中国的大国地位还不是特别相符。我想请教一下三位老师，中国学者在国际舞台上如何才能够更好地发出中国声音呢？

张维为：实际上这个问题是相当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受西方话语影响太大了，导致我们很多学者不自信。我们上个月接待了几位非洲的政党领袖，他们问了一个很坦率的问题，跟你这个问题高度一致。他说我们这么多非洲学生到中国留学，你们教他各种各样的专业知识，他们也学了很多，但就是没有人跟他们把中国道路、中国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问了很多非洲学生，他们都不理解，你们为什么不教他们中国社会主义。

这也是我对我们外语专业的一个期待，你看我们解放后办了这么多外语学院、外国语大学，培养这么多的优秀的毕业生，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有那么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能够用外语在主要国际舞台上跟西方学者进行深度的对话、辩论、交锋的学者，屈指可数，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所以应该有这么一天，我希望能从我们在座的观众中，从看我们节目的受众中，能够产生一些这样的学者，我们太需要这样的人才了。我们曾向有关部门提出过建议，就是应该像当年毛主席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那样，超常规地培养国际传播人才。中国模式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也一样，现在有大量的紧迫的问题你要做出回答。    

杨波：我就补充特别简短的，我觉得我们的中国范式或者中国的学术话语权是在一个建构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区域国别学在最新发布的国务院的学科列表里都已经上升到了一级学科，说明我们在做理论建构上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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