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曦】

作为对现代中国影响至深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有着多重的面向和丰富的内涵。五四运动的主旨在于批判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在批判旧文化方面，五四运动致力于打倒孔家店，废除旧礼教；在提倡新文化方面，除了引荐“德先生”和“赛先生”，五四诸君极力推动文学革命，强烈主张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不避俗语俗字”，他断言“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鲁迅则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

刘半农在《答王敬轩》中感叹：“我们中国的文字，语尾不能变化，调转又不灵便，要把这种极简单的文字，应付今后的科学世界之种种实用，已觉左支右绌，万分为难；推求其故，总是单音字的制作不好。”

最激进者，当属研究音韵学的钱玄同。他赞同陈独秀提出的“推翻孔学，改革伦理”乃是“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为达此目的，他大胆宣言“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再读上述言论，不免对如此激进的文化主张感到惊诧。为何众多知识精英都将中国发展的落后归因于文化，进而又将文化的停滞归因于中国的文字？为何钱玄同主张必须废除中国文字？为何当时的知识分子会认为改革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根本在于革新汉语？语言文字的变革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究竟构成怎样的关系？

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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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生教授在其新著《汉语的意义》中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不能将思考局限在语言学学科内部，也不宜将讨论的边界囿于中国，而应当从更为开阔的语文学的角度，将清末以来延续至五四的汉语改革运动放置于世界语文现代性话语体系形成的历史中来考察。《汉语的意义》追溯17世纪以来西方汉语观的生成与发展，并揭示其与语文学、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的密切关联，继而从思想史和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指出，西方人对汉语的关注以及随之产生的知识话语，不仅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对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认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精英之所以采取如此激烈的态度批判汉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表现出明显的自我东方主义”，“有意无意地接受并传播西方汉语观”，并将西方汉语观付之于实践的结果。

《汉语的意义》一书要处理的材料涉及中西语言，涵盖的时段则从17世纪初直到20世纪初。实际上，其副标题包含的三个关键词：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每一个都足以单独写成一本书。

数百年间，西方的传教士、文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关于中国和汉语发表了种种不同的言论和意见，它们隐藏在官方档案、私人书信、文学作品、学术著作、报刊杂志的角落之中。如何处理卷帙浩繁的史料，是童庆生教授首先面临的最大挑战，而《汉语的意义》的首要特色即鲜明的方法论意识，也正是在应对这一挑战中得以充分体现。作者的方法论意识，得益于福柯、奥尔巴赫、威廉斯和萨义德等推崇“历史主义”批评方法的理论家。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在跨文化交流中，西方世界所产生的有关汉语的知识充满着误读、歪曲和偏见，但作者的目标是借鉴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将“西方有关汉语的著述、言论视为一种集体的表述和话语形态”，统称为“西方汉语观”，进而考察这些知识如何产生、发展，怎样进入西方现代思想的知识体系，又如何被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挪用来推进中国的文字改革。简言之，这不是一部语言学或汉学著作，而是一部思想史著作。

书写思想史有多种取径。受奥尔巴赫的启发，作者找到“语文学”这个“抓手”来展开精彩纷繁的历史画卷。在福柯看来，语文学“是西方现代知识中最早发展和成熟起来的人文学科之一”。它关注的重点在于语言和使用语言的人，在西方现代整体知识体系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在18世纪晚期以后，语文学逐渐形成明确的学科边界，演变成专业的语言学研究，但在其发展的初期，语文学的研究关乎一切跟语言相关的活动和材料，可谓包罗万象，具有强大的“向外辐射的潜能”。语文学还对现代中国的知识生产和人文学科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19世纪以来，比较语文学逐渐成为西方的显学。西方学者对汉语的语法分析和价值判断，塑造了前往西方留学的中国学子对自身语言和文化的知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汉语“缺陷”的激烈批评，往往能在西方比较语文学的著作中找到先声。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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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循着语文学发展的路径试图弄清西方汉语观的演变。他将西方汉语观生成的源头追溯到17世纪初，以1615年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出版为标志。在此之前，欧洲虽然已经出现一些讨论中国文化和语言的书籍，但多依据二手资料，内容不可靠，论述也简略。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传教长达28年，他熟练掌握汉语，写作的文字甚至得到同时代中国文人的赞誉。在作者看来，利玛窦的著作在西方人理解汉语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利玛窦的书被译为多种欧洲语言，以后被广为征引，在17世纪欧洲兴起的世界通用语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追寻世界通用语主要有两个努力的方向：一是找回巴别塔之前的“原始语言”；二是创制新的人造通用语，而汉语在这两个方向都遭遇了出人意料的挪用。当17世纪的欧洲人想要追求一种共同的语言时，《圣经》关于原始语言的记载激起了众多的猜想。可是，巴别塔之前的人类说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语言，没有人能够完全说清楚。最令人吃惊的是，竟然有人提出汉语就是人类最早的原始语言。持这种观点的不仅包括来过中国的法国传教士白晋，也包括从未踏上过中国的土地、对汉语一窍不通的欧洲人。

究竟什么是原始语言，欧洲学界争论不休，另一些人决定另辟蹊径，在新科学思想的指导下依据理性原则，去设计一门人造语言来跨越语言的鸿沟。利玛窦及其他欧洲人有关中文的论述，再一次得到广泛的关注。利玛窦注意到，汉字实际上在相当广泛的地区发挥着共通语的作用。书面汉语作为“通用文字”能够帮方言不同的人们互相交流；来自日本、越南、朝鲜等国的知识分子能够凭借汉字通过“笔谈”来讨论学术。1588年，胡安·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翻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书中刊印了一些汉字，令更多欧洲人能直接看到汉字的形象。作为象形文字，汉字似乎较拼音文字更为直观易懂，更加接近自然。汉字的这些特点，引发了欧洲通用语设计者的浓厚兴趣。英国思想家培根在《学术的进步》（1605）中就认为中国使用的是“真正的文字”。

利玛窦与徐光启

进入18世纪，汉语在欧洲的形象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此之前，对汉语“缺陷”的批评停留在语言技术层面，然而，此后的欧洲思想家在论及汉语时，是将汉语视作中国文化、社会、国民性的象征，对语言的批判随之扩大为对中国整体文化的批判。苏格兰启蒙哲学家詹姆斯·贝蒂（James Bettie）所著的《语言理论》（1788）就将汉语缺乏“表音字母系统”视为落后，并认为“中国人几乎每一门学科都很粗糙”，“他们是愚昧、心胸狭窄的民族”。这种将具体的语言、艺术特点与宏大的历史、文化趋势相关联，并上升到对民族性格进行价值评估的思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兴起的比较语文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