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随着以色列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对劳动力，特别是非工会化的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为巴勒斯坦占领地区的人口提供了一条生路。在1968年时，巴勒斯坦的人均收入只有以色列当时人均收入的10.2%。而到了1986年，这个数字已经提高至22.8%。在巴以关系相对缓和的时期，依靠这种关系，巴勒斯坦的经济年增长约为5%。这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中被美化成为一种发展的“涓滴”效应。而每当巴以矛盾激化时，这种依靠为以色列打工的经济增长模式便立刻萎缩。

然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叙事中从不谈及这种全球秩序体系的短时效应与霸权本质。相反，他们将“发展”转化为一种不带社会成本、磨灭等级差异的普遍叙事。但实际上，这种所谓的发展背后，仅仅是一种依赖等级剥削与依附性结构的发展模式之一。这种模式的政治表达便是帝国主义与殖民。

事情的发展从来不由着帝国主义者的设计展开。从1980年代开始，伴随着帝国主义者规训治理的，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巴勒斯坦人反抗（Intifada）。对在这种霸权结构底端的人群而言，这种依赖从结构上将被压迫者彻底变成了可被随意处置、用后即弃的工具。任何暴力或者情绪的展现，都被当作是对这种霸权发展的破坏。“好巴勒斯坦人”便在这种帝国主义的规训中产生。同时，人们不能遗忘，这种规训从来不仅仅对“外族人”展开。在以色列帝国主义政府下的工人也是这种霸权结构的受压迫者。

就在今年1月，以色列总工会开始了一场全国性大罢工，矛头直接指向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司法改革建议。在抗议浪潮中，内塔尼亚胡政府将工人们称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这场抗议也将以色列军国主义政府内部的矛盾展现了出来。3月25日，在63万人大集会后，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Yoav Gallant）公开表示，希望内塔尼亚胡暂停司法改革。他称，“日益加剧的社会裂痕已经渗透到军队和安全机构中”。作为回应，内塔尼亚胡将加兰特解雇。

3月25日，超过63万人参与集会（图源 英国卫报）

然而，10月7日哈马斯袭击暂时遮蔽了这种以色列帝国主义政府的内在裂痕，在一个统一的军事目标下，以色列帝国主义迅速完成了向军国主义的转化。10月8日，以色列成立战时内阁，加兰特回归。也正是这个人，将巴勒斯坦人视为“人形动物”，并发出了对加沙地带断水断电的全面封锁命令。

今天的以色列政权是一座资本主义世界帝国的前哨，也是19世纪资本主义殖民帝国的时间胶囊。它在自由贸易与军国主义之间震荡。它就像一切资本主义世界帝国的霸权者一样，用帝国的治理术、幻觉与暴力来消灭解放，维系自己的历史。但是，正像萨特在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写的序言中写到“这些手段有时可能延迟解放，但不能阻止解放。”

1987年12月，就在巴勒斯坦人又一次起义之后，叙利亚诗人尼萨尔·卡巴尼（Nizar Qabbani）写道：

“政治理性的时代早已远去

所以，教我们疯狂吧……”

这种反抗的无望感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产物。对全世界受压迫者们来说，“除此之外，别无他路”（There is no alternative）这个新自由主义的宣言就像是一句让人绝望的诅咒，堵死了所有通往解放与发展的可能路径。而就在这个时代之前不久，当看到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后，被迫流亡的巴勒斯坦诗人艾布·塞勒马（Abu Salma）写下了这样充满希望的诗句：

“我们进行过同样的斗争，

我们经受过同样的苦难。

……

现在我们在北京啊，

可以展翅飞翔。

这里坚强的人民，

都已生出了翅膀。

……

我们团结起来斗争，

光荣属于我们！

我们头顶将戴上桂冠，

脸上挂满笑容。

……

当黑暗遮住苍穹，

宇宙间立刻卷起狂风。

当毛泽东的微笑显露在天边，

大地上顿时呈现出万里晴空！”

当可能性再次在历史中出现之后，对霸权的反抗便必将重新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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