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以色列的“经济神话”故事从1985年开始。1984年，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当选以色列总理。这名哈加拿组织（Haganah，即后来的以色列国防军前身）的成员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便一直在国防部门工作。1974年，佩雷斯成为拉宾政府的国防部长。而此时，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才停火不久。战争结束后，阿拉伯国家开始采取联合行动，对以色列以及亲以美西方国家采取石油禁运。这直接导致西方市场上能源价格飙升。在这之后的十年里，以色列的通货膨胀飙升，经济增长急剧放缓。

1983年，以色列又经历了一场严重的银行股票危机，股票价格暴跌。为了挽救银行业，以色列不得不采取国有化的方案，总共花费69亿美元购入银行股票，帮助银行暂时度过困境。而当时以色列全年的生产总值才不过区区270亿美元。

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也正是在这十年中组成，并迅速成为以色列政治中的核心力量。在1977年大选中，刚刚成立4年的利库德集团取得了巨大胜利，将自建国以来便占据执政党地位的工党挤下台，一跃成为以色列议会最大政党，并取代工党组成了联合政府。

实际上，从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右翼力量便在以色列政治生活中不断开始攀升。1969年大选中，右翼的民族宗教党（National Religious Party）在犹太复国主义左翼政党主导的议会中获得了12席。而到了1977年大选时，NRP与利库德集团联合，基本确定了今天以色列民族主义加宗教的右翼政治结构。这股政治力量代表的是以色列社会的中产阶级。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来自以色列国防军、学界以及迅速兴起的商界力量。

当佩雷斯当选时，以色列的经济岌岌可危。1984年上半年，以色列的年化通货膨胀率已经高达400%。到了下半年，这个数字已经攀升到惊人的1000%。大量的资本外流也迅速消耗着以色列的外汇储备。佩雷斯与利库德集团组成联合政府之后，很快开始着手进行经济改革。

这项被称为“经济稳定计划”的方案包含三个主要方面：首先，要大幅削减财政预算赤字。这一点主要通过削减政府食物补贴来完成。其次，将以色列货币贬值20%。最后，冻结包括工资、物价、外汇兑换等所有本币主导的业务。同时，佩雷斯政府还在美国经济顾问团的协助下，从美国政府获得了一笔连续两年、每年7.5亿美元的紧急援助。

在这之后，以色列的经济开始迅速增长。这种通过私有化而形成的增长迅速在以色列促生了几个巨富家族。除了金融、工业与高端服务业的垄断之外，以色列的食物产业链也在1985年改革之后迅速被少数巨头垄断。在一份研究中，这种垄断被称为“从农业生产到超市”的全产业链垄断。国内低端工业产业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国际资本驱动的高科技与金融服务产业则快速增长。而这类企业可以轻松在全球流动。

此外，劳动市场的情况也不容乐观。随着以色列经济增长，劳动力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在不断下降。工人之间的不平等也急剧扩大。在1980年代改革初，80%的以色列产业工人隶属于以色列总工会（Histadrut），而在政府行政与经济政策的双重打击下，这个数字到了2010年代已经快速降低至20%以下。

今天的研究者们将这种不平等状态归咎于一种叫做“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其特点是以缩减公共部门财政支出、私有化公共服务、货币自由化、减税等政策为基础，通过促进资本全球流动，促进私人资本发展，提高就业率与社会财富收入。而这里的“新”，仿佛在潜意识中暗示我们，这是一种人类过去不曾出现过的东西。它所造成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独特的经历。然而，这又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创造的历史幻觉。

实际上，以色列1960年代右翼的兴起，几乎就像是资本主义殖民地社会发展的翻版。仿佛是从天而降的殖民者们，以种种形式来到有色人种的固有土地上，或者通过赎买、或者通过强占的形式，在这些土地上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社群。

最初，这些殖民者们用一种近乎社会主义式的合作生产方式，在陌生的土地上开始自己的生活。而随着殖民地面积与人口的扩大，新的社会分层开始出现。殖民者们自然而然地开始复制起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组织方式。乌托邦的理想急速让位于有效率的资本主义等级制。

在这种等级制的秩序结构中，一部分人的经济增长，必须仰赖另一部分人的贫困化。这种必然导致贫困化的积累过程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更多是向内的剥削。内部的贫困化，带来的是社会的严重不平等。在这种背景下，扩张便不仅仅是向外寻找市场，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侵占更多的土地与资源，为本土的人口、经济压力寻找出口，并用扩张宏利，来暂时消解本土劳工因不平等而造成的巨大不满。

正像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论中提到，帝国主义的国家理由，永远与其帝国扩张理由密不可分。让殖民地独立解放，与让殖民地牢牢臣服一样，仅仅是资产阶级政治在不同时代的机会主义选择。列宁记录了1895年帝国主义者塞西尔·罗德斯在伦敦工人区的见闻。

罗德斯说“我昨天在伦敦东头〈工人区〉参加了一个失业工人的集会。我在那里听到了一片狂叫‘面包，面包！’的喊声。在回家的路上，我反复思考着看到的情景，结果我比以前更相信帝国主义的重要了……我的一个宿愿就是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说，为了使联合王国4000万居民免遭流血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饭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

今天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右翼政府，与19世纪英国肆无忌惮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塞西尔·罗德斯并无本质的差异。他们都将本国——或者更像是本集团——的生存，寄托在对另一群人的彻底压迫上。1985年以色列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以色列政府在1990年代重新开启了与巴勒斯坦的和平进程。这一“和平”的重要产物之一，就是让巴勒斯坦市场对以色列全面开放，并将巴勒斯坦的经济彻底吸收进以色列，成为了一个附着物。

1993年9月13日：巴以签署和平协议（图源 视觉中国）

在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的经济高度“融合”。许多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谋生，他们当中大多数从事着低端劳动。正如所有帝国主义的全球经济关系一样，巴勒斯坦在经济上也高度依赖以色列。大约有40%左右的巴勒斯坦劳动力在以色列谋生，这构成了巴勒斯坦经济的主要来源。但是，对以色列来说，巴勒斯坦劳工仅占以色列总雇佣人数的6.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