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13年的5月份，广东惠州才发现第一宗输入性确诊病例。一直到2019年，全球大约80%的病例都出现在同一个国家，就是沙特阿拉伯。WHO去年的判断还是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会传播，迄今在世界任何地方均无持续性人际间传播的记录备案。

以这件事为背景，我们可以对“深度不确定性”事件有一定认识。

张文宏医生说，从长远来看，这次新冠病毒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难对付的病毒之一，因为在历史上没有一个病毒的特性这么诡异。用我刚才的比喻就是“未知的未知”。他举例子讲，埃博拉虽然很厉害，但是它走得不远，基本上停留在非洲；SARS，也就是非典，症状很严重，但是传播力不强；流感很容易爆发，但是症状很轻，甚至可以置之不理；这次的新冠肺炎恰好介入其中，传播力极强，病症又不轻，而且还有许多无症状感染者，所以防范这次疫情的难度超出了人类的估计。

武汉病毒所所长也曾说，去年12月30日才第一次接触到新冠肺炎时根本不知道它叫什么，所以称之为“不明原因肺炎”。到1月8号的时候才发现这里面包含一些未知的、全新的冠状病毒，因此也是我们以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一件事情。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也讲到，这是一次闭卷考试。不过，仅仅只过了20天左右，中国的专家就已经对这个病毒完成了三个认知过程。第一是病毒从动物到人，然后是有限地人传人，最后发现可能人传人的传播非常快。相比当年对MERS的认知，这个过程已经非常快了。而且高福还说，现在回头看，这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

既然它是一个深度不确定性的事情，吹哨也不太容易。湖北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呼吸科内科主任张继先最早报告了这次新冠病毒，当时就叫做不明原因肺炎。不知为不知，就是它是一个新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到了12月30日，武汉中心医院的医生艾芬以及李文亮也发出了警告，说有SARS冠状病毒。我们想一想，如果当时不采取更严谨的态度，不等进一步的研究结果就贸然错误地把这次疫情当做第一次SARS的应对，会不会低估新病毒的危害性，从而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所以吹哨吹准了好，吹得不太准的话，也不一定会带来完全都是正面的效果。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回头看，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也是按照不确定性的程度来分类。就是1月24日湖北省封省之前，那里有着深度的不确定性，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去应对。做比喻的话，湖北打了一次遭遇战，根本没有想到走着走着突然会遭到袭击。

从1月24日到2月20日，湖北以外的中国其他地方是“一般不确定性”。以2月20日作为截止日期，因为那一天中国全国的确诊人数下降到了每天百位数，我们已经大概知道了它是什么，而且也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防范和治疗。这时可以用“阻击战”或“总体战”来比喻，就是我已经知道我遭遇到敌人，我要阻击他。但是有“一般的不确定性”，敌人有多少，敌人有多厉害我不知道。

2月20号以后，其他的国家是“确定性”。此时，湖北和中国的情况已经被国外所知，中国以外的确诊病例也已经升至千位，到1000人以上，所以我把它看成一个重要时间点。

从疫情爆发到现在，人们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追责。我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跟大家商讨一下。

在确定性条件下，是应该追责，而且是可以追责的。“灰犀牛”事件没有预防到，就是失职，可以而且应该追责。但是在“一般不确定性”条件下做出的决策就不那么容易追责了，因为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都希望在做决策之前已经把所有信息和条件都掌握清楚，但实际上，很多决策都是无奈应对，渐进调试，开始的时候都不会那么清楚。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对“一般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失误进行追责的话，也只会使得那些以后在相似情况下做决策的人采取不作为的方式来应对。所以追责并不容易，一定要非常小心。

在“深度不确定”条件下，我觉得出现错误偏差几乎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没有人是上帝，什么东西都事先就知道，在深度不确定性之下出现错误或偏差都是完全可能的，1月25日之前的武汉就是这种情况。任何人执意追究出现政策偏差的责任，不是欠乏分析能力便是别有用心，这是我的看法。这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我讲一讲疫情大考中的想不到。这次疫情能与1918年那次大流感有一比。和一百多年前相比，这次的死亡人数和确诊人数要少，但这一百多年来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进步了多少？居然还会有这么大的疫情，所以确实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各国面临的疫情有相同的地方，但确定性程度是不一样的。

不管怎么说，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都面临着一次大考。那么现在回头看过去8个月，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应对的方式不同，成效也很不一样。也可以说，这次疫情让制度的优劣显现无遗。我们看一看数据：

先看1月份。往上升的这条线是中国大陆，另一条线是中国大陆以外地区。一直到1月31日，中国大陆发现的病例是9714例，那么全球其他地区一共发现了110例。这是在一个“深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疫情突然爆发的局面。

当时，美国说：“我们已经知道有这个疫情，但我们和中国大陆很不一样，我们医疗体系也很好，我们卫生水平也非常之好，大家染病的机会很小，大家不要去操这个心。”到了2月份，中国大陆还在苦苦地跟疫情做斗争，武汉、湖北依然还是处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我自己就是武汉人，我知道武汉当时有很多病人还没有办法被接收进去，还得要各种各样的措施。所以那时候武汉、湖北以及中国其他省市区病例还在不断上升。

从2月份到2月底，中国大陆的确诊人数一共达到了8万人。而那个时候，全球其他地区的确诊人数大概是7000人左右。我们看到这条曲线，从2月开始到2月12号有一个快速的上升，然后上升得比较平缓了，因为已经知道了大概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应对，比如封城、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

然而西方国家的媒体和政客2月份正处于一个幸灾乐祸的阶段，他们无非就是期待这件事情把中国压垮。

到了3月份，中国的确诊人数稳住了，病例是8万多。3月15日前后，中国大陆以外地区的确诊病例开始超过中国，并且急剧上升。到3月底的时候，已经超过了70万人确诊病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