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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上)
关键字: 改革开放政治基础有效政府经济发展张夏准有了武力作后盾,这两家公司的触角伸向哪里,它们就把市场拓展到那里;如果本地人不愿与之往来,它们就用枪炮轰开市场的大门,并把不公平的贸易“规则”强加给对方。鸦片战争就是它们开拓市场方式的范例。强买强卖为这两家公司以及英国和荷兰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让它们挣得盆满钵满。于17世纪下半叶活跃与伦敦金融城的商人兼政客、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托马斯·帕皮隆(Thomas Papillon)在1696年出版过一个著名的小册子,题为《东印度的贸易是对王国最有利的贸易》;这个标题足以说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英国的重要性。[36]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其巅峰时期曾有7万雇员(其中五分之一是雇佣兵),据估算其市值相当于今天的7.4万亿美元,是苹果公司市值的近八倍,被人称之为有史以来市值最高的公司。[37]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荷兰称作“第一个充分发展了殖民制度”的国家,“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它
“几乎独占了东印度的贸易及欧洲西南部和东北部之间的商业往来。它的渔业、海运业和工场手工业,都胜过任何别的国家。这个共和国的资本也许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资本总和还要多。”[38]
马克思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描述也实在让人瞠目结舌:
“英国东印度公司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而印度的沿海航运和各岛屿之间的航运以及印度内地的贸易,却为公司的高级职员所垄断。对盐、鸦片、槟榔和其他商品的垄断权成了财富的取之不尽的矿藏。这些职员自定价格,任意勒索不幸的印度人。总督也参与这种私人买卖。他的宠信们是在使他们这些比炼金术士聪明的人们能从无中生出金来的条件下接受契约的。巨额财产象雨后春笋般地增长起来,原始积累在不预付一个先令的情况下进行”。[39]
除了英国与荷兰外,设立东印度公司的还有丹麦(1616-1772)、葡萄牙(1628-1633)、法国(1664-1794)、瑞典(1731-1813)、奥地利(1775-1785)。除了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以外,欧洲列强还按地域设立了其它很多形形色色的特许公司,它们都是推行殖民主义、为母国开拓海外市场的工具,而不是纯粹的商业实体。
简而言之,从欧洲发生军事革命后,列强各国便在掠夺海外资源的同时,不择手段地拓展海外市场。
“由于远洋贸易巨大的成本和安全风险,欧洲商人集团的远洋探索和全球贸易都是‘武装贸易’”。[40]
难怪这个时期在欧洲被人称作“英雄商业时期”(Age of HeroicCommerce)。到18世纪末,欧洲列强已开辟了大片的海外市场,
“从而为引爆工业革命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没有世界市场,就不可能有工业革命。”[41]
除了需要资本、其它资源、市场之外,发展经济还需要相关人才,如企业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在这方面,军事组织(国家的常备军与私人雇佣军)与国防工程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军事组织与经济组织都是较为大型的人类组织,其运作方式具有不少的共性。其实,Company这个词最初是指“一群士兵”,只是后来才被用来指称商业公司。同样,entreprendeur这个词出现于14世纪,但在整个16-17世纪,它主要用来指称政府工程承包人,尤其是军事要塞或公共工程的承包人。[42]在16-18世纪,欧洲各个政治体之间战争不断,那时规模较大的社会组织不是经济实体,而是军事实体。组织战事的人往往具有冒险精神、敢于承担风险,还知道如何进行远距离运作,这些都与所谓“企业家精神”暗合。一直到今天,各国还有人说,军队是培养企业家最好的学堂。更何况,当时的很多组织的性质是混杂的,既是商业组织,同时也是军事组织,如各种军事化的海外垄断性贸易公司。此外,战争本身也创造了各式各样的商务机会,例如大小规模的军品生产,陆军与海军的补给,建造战舰与堡垒的承包商与分包商,跨国银行服务,以及尾随军队、提供服务的商贩等等,这些生意的经营者往往与军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现职与退役的士兵与军官可以利用自己在军队获取的组织能力,游走于军队与公司之间,变为叱咤商海的企业家。在这个意义上,军事革命创造一种环境,使得军人中走出一批又一批企业家与公司经营者、管理者。历史研究也发现,那时
“企业家通常出现在商人或军队之中。军事领导人特别合格,因为战争经常是出于经济原因而进行的。 在战斗中设计并执行成功战略的指挥官们往往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但也可以从中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43]
资本、资源、市场、人才、技术在英国与欧洲各国的崛起过程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的角色。关于英国与欧洲各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一般的教科书会抽象地谈到这些因素的作用,完全剥离了这些因素与暴力的内在关系。然而,上面的分析告诉我们,这些毫无色彩的抽象名词实际上都是以暴力或国家强制能力为基础的。斯坦福大学的印度裔英国史教授普里亚·萨提亚(Priya Satia)在2018年出版了一本新书,其书名就清楚点明了暴力与工业革命的关系:《枪炮帝国:暴力造就工业革命》。[44]这当然不是新观点,布莱克本在《新世界奴隶制的形成》的最后一段话中也总结道:
“英国工业化的道路之所以平顺,是因为它会毫不犹豫地、无情地使用暴力开路”。[45]
这让我们不得不感叹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的精辟见解:英国与欧洲各国发展经济的一些做法
“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品。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46]
不管作不作道德上的判断,马克思这段话点明一个简单的事实:强制能力较强的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关键时刻可以领先一步。
不过,强制能力或对暴力的垄断必须有财力支撑;强制能力的增强也需要国家的汲取能力相应增强。伴随着16-17世纪展开的军事革命,各国军队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组织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复杂,战场涉及的空间范围也扩张到全球,这一切都使得战争的费用急剧攀升。为了支撑战争(因为战争是有利可图的),就需要国家增强其汲取能力,或更直白地说,政府必须要用财政金融工具来为军队的运作筹钱。当然,反过来军事竞争也可以倒逼财政、金融手段的进步,让政府学会如何筹钱。关于汲取能量的重要性,早在16世纪,现代国家刚刚萌芽之时,被视为现代政治学之父的法国思想家让·博丹(Jean Bodin 1530-1596)就已经认识到了,他在几本著作中谈及税收与战争问题,[47]其名著《共和六书》中有句名言:
“财源即国家之神经”。[48]
这句话此后不断被人引用,尤其是在17-18世纪,当军事革命突飞猛进、殖民主义开始席卷全球的时候。
比博丹晚半个世纪的霍布斯对战争与税收也非常关心,他在英国内战前后出版的多部著作都涉及税收,[49]而且他只要谈起税收的必要性,几乎无一例外都会提及战争:
“主权者针对人们资产征收的税款只不过是主权者维护和平、提供防务的代价。”[50]
“关税与贡赋只不过是对那些武装起来、守护我们的人进行的奖赏,因为分散的个人无论付出多少精力、作出多大努力,也无法抵御敌人的入侵。”[51]
“主权者强加在人们头上的税收只不过是种工资,付给那些手持公共之剑、为各行各业保驾护航的人”。[52]
回顾17-19世纪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军事需求强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各国逐步建立起更为发达的财政体制。蒂利对此的概况十分到位:
“在这个千年(公元990-1992年间),战争是欧洲国家最重要的活动。国家预算、税收、债务反映了这个事实……战争把欧洲的民族国家交织在一起,战争准备创造了各国国家机器的内部结构……随着国家武装起来,它的汲取能量大幅攀升”。[53]
当国家同时在强制能力与汲取能力两方面发力时,演变的结果就是所谓“财政-军事国家”,亦即那些能够通过税收和其他的财政创新手段保障大规模战事进行的国家。财政-军事国家在17世纪至19世纪之间征服了世界各地的大片土地,成为了全球霸主,可见汲取能力有多么重要。
谈到汲取能力时,往往有人会认为,它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只有经济先增长,汲取能力才能加强,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不错,经济强,汲取能力很可能也强。例如,在19世纪以前,荷兰曾是经济的火车头,被人称作“第一个现代经济”。[54]它的人均税收在整个17-世纪比任何国家都高,比英国也高出一倍至数倍;这种情况延续到18世纪,它的人均税收仍然比英国高30%-70%。[55]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经济先行增长,汲取能力才有可能加强,前者未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汲取能力本身完全可能先行增长,带动经济增长随后而来。以英国为例,在光荣革命以后,它的财政税收(以人均上交白银的重量公克计算)明显上升,从1650—1659年的38.7公克上升到1700—1709年的92公克,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高峰期(1820—1829年)达到315公克。而同期,经济增长并没有这么快,税收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据估算,1688-1815年间,英国的GDP增长了3倍,但实际税收增长了15倍。法国不遑多让,1650-1899年间,人均GDP增长了2倍,但人均税收增长了33倍。[56]其它欧洲国家的情况也差不太多,人均税收都翻了很多番,只是有些国家(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的汲取能力比别的国家(奥斯曼帝国、俄国、西班牙、荷兰)增强的速度更快(见表五)。可见,国家汲取能力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简单副产品。人均税收水平提高,这些国家的税收总水平当然也相应大幅提高。
表五:人均年税收(公克白银),1500-1909
* 数据来源:The European State Finance Database,“Nine-year moving averages of totalrevenue per capita in England, 1490-1815 (in constant prices of 1451-75)”,http://www.esfdb.org/Table.aspx?resourceid=11287
当时中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与英国与欧洲各国相比,满清的汲取水平很低,且没有提高。据估计,清代中央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在康熙时期(1662-1722)约为3500万两,在雍正时期(1722-1735)约为4000万两,在乾隆时期(1736-1795)约为4300-4800万两,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之前。各级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大概在6000-8000万两之间摆动。考虑到这是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清代人均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倒是持续下滑的。[57]傅瑞斯(Peer Vries)估计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的税收不会超过3亿两白银,这是非常高的估计,远高于其它学者的估计,如张仲礼、李中清、王国斌、魏丕信(Pierre-EtienneWill)、欧立德(Mark Elliott)等。与当时的英国相比,这个数字却实在太低:3亿两约为110亿公克白银,而中国当时的人口已达3.5-3.6亿,即人均税收是约30公克白银,相当于英国的一个零头,比其它欧洲列强也低得多。[58]
现在已有一批研究表明,国家能力与经济的早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59]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史学家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 O’Brien)2011年的研究发现:1815年以前,因为英国具有对外维护自身安全、对内维持秩序与产权的国家能力,它得以促进投资与国际贸易,成为第一个工业国家。[60]作为反面的例证,毛里西奥·瑞尼茨门(MauricioDrelichman)与汉斯-约阿希姆·沃斯(Hans-Joachim Voth)2014年出版的专著发现,由于有意外之财(来自美洲的白银收入),西班牙没有在加强汲取能力方面作出努力,导致这个曾经的霸主于17世纪逐步衰落。[61]两位荷兰学者的研究也发现,不平衡的汲取((过于依赖一个省的财政收入)造成汲取能力不足,导致荷兰共和国防卫能力下降,最终导致它于1795年被法国消灭。[62]图四显示,在东西方之间出现大分流的时代,国家汲取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
图四:国家汲取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1650-1913年,图片来源:Mark Dincecco, “The Rise of EffectiveStates in Europe,” The Journal ofEconomic History, Vol. 75, No. 3 (September 2015), p. 910
这类观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造成东西方大分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能力的强弱。荷兰学者傅瑞斯认为:近代早期之所以会出现“东方的衰败”和“西方的繁荣”,其根本原因就
“在于国家的重要性、作用和功能上”。[63]
华裔学者孙隆基也认为:
“中国未能成为近代世界经济的带头羊,乃因为它没能变成一个战争财政国家 [即财政-军事国家]”。[64]
剑桥大学的韩裔政治经济学教授张夏淮有一本书的标题是“踢开梯子”,说的是,发达国家昔日借助某些梯子爬到了今天的高度,现在却一脚把梯子踢开,转而向发展中国家兜售所谓“好制度”、“好政策”。[65]在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初期,战争刺激它们强化了自己的国家能力,较强的国家能力转而帮助这些国家攫取了“第一桶金”。国家能力就是发达国家用过的梯子;现在它们却把这把梯子隐藏起来,让发展中国家按它们说的做,而不是按它们做过的做,是彻头彻尾的伪善。[66]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切不可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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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武守哲
- 最后更新: 2018-11-06 07: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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