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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上)
关键字: 改革开放政治基础有效政府经济发展张夏准他的意思很明白:一个有效国家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
亚当·斯密(1723年—1790年)生活的时代比霍布斯晚了一个多世纪。流行的理论告诉我们,亚当·斯密只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强烈反对国家干预;但这是对他极大的误读。如果认真仔细阅读斯密著作(如《国富论》第三篇与《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的话,就会发现,暴力始终是其关注的一个重点。在他看来,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之所以经济停滞,是因为暴力盛行。一方面,在一个国家内,
“政府总是软弱无力。经过好久之后,政府才能保护人民劳动的果实,使其不受附近人的侵犯。在人们感觉财产没有安全保障随时有被人掠夺的危险时,人们自然不想勤劳地工作。在这时候,不可能有大量财产的积聚,因为这时候懒惰人占绝大多数,他们依靠勤劳者以为食,把后者所生产的东西消耗掉”。
另一方面,在国与国之间,
“战争总是不断发生,一个国家总是不断侵略和掠夺另一个国家。私人财产现在虽然得免于附近居民的侵夺,却又时常处在被外国敌人侵袭的危险中。在这种情况下,积贮资财的可能性也很小”。
暴力在斯密眼中是如此关键,以至于他概况道:
“就富裕的增进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大的阻碍了”。[6]
据此,斯密得出结论,
“任何国家,如果司法体系不能正常运作,人们对其财产的拥有缺乏安全感,契约的履行缺乏法律的支持,国家的权威不能被用来强制有支付能力者偿还债务,那么,那里的商业与制造业很少能够长久繁荣”。[7]
换句话说,有效国家是斯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只有在有效国家的保障下,市场才能运作;没有一个有效国家,市场主体根本无法正常运作。
到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经过与封建诸侯长达几个世纪的博弈之后,欧洲不少地方的绝对王权已经占上风。一位著名斯密研究者伊斯特凡•洪特(Istvan Hont,1947)这样概况此后发生的事:
“对封建贵族权力的压制带来了强势的中央政府,或者叫做绝对王权。这个变化几乎与军事革命同时发生,且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是,欧洲崛起、称霸全球。这也正是地理发现、扩张的时代,是欧洲殖民冒险的开端……由于地理发现与欧洲船坚炮利的技术优势,它获取了巨大的外部市场。最终的结果是经济增长急剧加速”。[8]
上段话提到“绝对王权”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流行了很长时间,但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在1989年出版的《权力之基:战争、金钱与英格拉国家 1688-1783》一书中挑战了这种提法,建议用财政-军事国家(fiscal military state)替代。[9]哈佛历史学家尼古拉斯·亨歇尔(Nicholas Henshall)在1992年出版的《绝对主义的神话:现代早期欧洲王权的变与不变》一书中也指出,“绝对主义”的提法相当误导,同样建议用财政-军事国家替代。[10]因此,最近20年里,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使用“财政-军事国家”来称呼17-19世纪在欧洲出现的新型国家。
既然叫做“财政-军事国家”,这种国家至少具备两种基础性国家能力:强制能力(军事国家)与汲取能力(财政国家)。用历史学家李伯重的话说,“火枪加账簿”就是早期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11]正是“财政-军事国家”这种政治创新引领了西方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
其实,“财政-军事国家”更应该被叫做“军事-财政国家”,因为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军事革命在先,财政创新在后,最初是服务于军事与战争的。“军事革命”这个概念最初是由英国历史学家迈克·罗伯斯(MichaelRoberts)于1956年提出的。[12]经过长达几十年的辩论,大部分相关学者现在都同意罗伯斯的看法:在16-17世纪,西方发生了一场军事革命:即在武器、组织、军队规模等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这当然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军事革命。另外一位英国著名军事史学家杰弗瑞·帕克(GeoffreyParker)指出,上一次军事革命是中国的秦始皇造就的,那场革命为一个持久的皇权体系奠定了基础,使得它绵延两千余年,没有太大变化。西方发生的算得上是第二次军事革命。在帕克看来,正如
“秦国的优越军事组织使它得以征服整个中国;西方国家的优越军事组织则让他们得以统治整个世界,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崛起’取决于使用武力”。[13]
帕克的这句话说得十分直白。其它不少西方学者对暴力在西方崛起中的作用也直言不讳。例如,美国最著名的国家构建学者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其著作中会提出下面这个等式:
军事化(Militarization)= 文明(Civilization)[14]
另一位美国著名历史学者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有一本书的标题是《文明的尺度》,在他看来,衡量文明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开战的能力(War-makingcapacity),而他讨论开战能力那一章的第一句话是:
“西方成为世界霸主最明显的标志是1840年到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支小型英国舰队开进中国,威胁要切断向北京运送粮食的大运河,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忍辱负重地作出巨大让步”。[15]
莫里斯对过去6000年东西方的开战能力进行了估算。从表三可以看到,从公元500年到公元1400年,东方的战争能力高于西方;但是16世纪以后,西方出现了军事革命,其开战能力开始超越东方;到18世纪以后,东西方的开战能力差距已经十分巨大,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进入20世纪时,西方的开战能力是东方的5倍,占据压倒性优势;那个时候,东方被西方打败几乎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表三:公元前4000年以来的东西方开战能力对比
* 数据来源:IanMorris, 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How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 pp. 180-181.
莫里斯的估算并非凭空而来。在有数据可查的欧洲国家,军事革命的一个表征就是军队规模的急剧膨胀。表四涵盖5个欧洲国家,从中可以看到,从16世纪初到18世纪初,无论是这些国家的军队绝对规模,还是士兵占人口比重,都在快速上升。16-17世纪,西班牙是欧洲的霸主;18世纪,主角换为法国与英国。换句话说,在这几个世纪,欧洲国家的强制能力都大幅提升了。
表四 欧洲国家军队的规模,1500年-1980年
* 数据来源:Charles Tilly, Coercion,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p. 79.
发明火药的是中国,最早的炸弹、火枪、火炮也出现在中国,比欧洲早几百年,为什么军事革命在欧洲率先出现,而不是在中国呢?也许起作用的因素很多,但一个很关键因素可能是战争的频率。各国的历史都是战争的历史,但欧洲的历史尤其血腥,几乎是一个战争接着另一个战争。战事频繁就会促使当事国在武器创新、组织创新、军队规模扩大上下大功夫,从而带来军事革命。
有人根据史料绘制了图三,其中深色线条代表中国,浅色线条代表欧洲。据分析,在1450-1550年间,中国战事不多,军事创新停顿;而同期西方战事频繁,大战不止,激发军事创新加速;到15世纪末,欧洲的火炮已优于中国。这一止一进,导致出现了第一次小型的军事分流。1550年以后的两百年间,东亚地区烽烟四起,迫使中国反过来向欧洲学习制作先进枪炮的技术,与欧洲国家形成军事均势;其间,郑成功还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16]但1760-1839年间,中国战事少,军事创新停顿,而欧洲战火不断,军事创新突飞猛进,形成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军事分流。[17]军事大分流的结果就是莫里斯提到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成为中国永久的耻辱。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大分流的时点,或更具体地说,英国的工业革命的时点恰好发生在1760年到1820-1840年之间,与中西军事大分流的时点几乎完全吻合。这绝不是因为巧合,而是因为军事革命造就了强制能力更加强大的现代国家,而具备强制能力的现代国家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图三:欧洲与中国的战争频率,数据来源:Andrade,Tonio, The Gunpowder Age: China, Military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 p. 6.
那么,强制能力具体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呢?从欧洲的历史看,其作用表现在对内、对外两方面。
对内,强制能力可以为当时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创造一个霍布斯、斯密期盼的和平内部环境。世界上最早的常备军出现在16世纪的西班牙,它也是当时的世界霸主。如果细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会知道,虽然其第五篇第一章题为“论君主或国家的费用”,实际上论证的无非是:常备军是现代社会的标志,因为
“有了好纪律的常备军,一个文明国才能抵御外侮”。[18]
斯密在世时,世界上还没有专业的警察。第一支专职警察队伍于1829年诞生在伦敦,并很快普及到英美与许多欧洲国家,其根本使命是保护私有产权不受侵犯。[19]
对外,强制能力可以用来做三件事情。第一是掠夺海外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第二是打开海外市场;第三是培养管理人才。
掠夺海外资源的方式是殖民主义与奴隶贸易。欧洲推行殖民主义历时约400年,从15世纪初到19世纪末。最早推行殖民主义的是葡萄牙、西班牙,15-16世纪它们把魔爪伸向非洲、亚洲与新“发现”的美洲。17世纪的最初一两年,英国与荷兰分别建立自己的“东印度公司”;此后一百多年,它们与法国相继建立海外殖民地,争夺的重点是美洲。从19世纪中叶起,更多的欧洲国家参与对非洲与亚洲的争夺,前者差不多被彻底瓜分,很多亚洲国家也沦为殖民地。
在欧洲崛起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大小欧洲国家都参与了殖民主义掠夺,包括北欧国家(瑞典、丹麦、芬兰、挪威)。以比利时为例,其非洲殖民地的面积是比利时本土的80倍;其殖民过程造成刚果约1000-1300万人死亡,占当地人口约一半左右;即使活下来,很多人都受到殖民者的砍手惩罚,因此断手之人随处可见,比纳粹德国残酷很多倍,今天却很少有人提起。1897年,比利时开始利用在刚果攫取的钱投资中国,计划让刚果士兵进驻中国,把中国劳工运往刚果;还在中国买了几个小岛,命名为“刚果自由邦”(État Indépendantdu Congo)。在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有人惊奇地发现,其中一个居然是与刚果签订的1898年中刚《天津专章》,它规定刚果在华也享有治外法权。[20]当然,那时的刚果只不过是比利时的黑手套。据说,李鸿章会见比利时谈判代表团时吃惊地说,“我还以为非洲人都是黑皮肤的”。在1901年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后,比利时在中国天津建立租界,面积740亩,一直维持到1929年。[21]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中,马克思曾引用威廉·豪伊特(William Howitt)的话说:
“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22]
依据大量19世纪的材料,在列举殖民主义的斑斑劣迹后,马克思本人一针见血地点明了殖民主义与资本原始积累的关系:
“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垄断公司’(路德语)是资本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保证了通过对市场的垄断而加速的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23]
伴随殖民主义而来的是大规模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最早进行奴隶贸易的正是最早推行殖民主义的国家:西班牙与葡萄牙从16世纪初就开始长途贩卖奴隶;荷兰、英国、法国紧随其后,并把奴隶贸易的规模越做越大;后来,其它欧洲国家卷入奴隶贸易,包括丹麦、挪威等国。那时,在西方语言中,factory这个词通常是指非洲沿海设立的奴隶贸易据点,还没有工业生产场所的意思。[24]
在长达300多年的时间里,估计约有1200万人从非洲运到美洲当奴隶,部分学者估算的数据更高;加上在航运与贩卖过程中死亡的奴隶(约1000万人左右),非洲人口损失可以高达3000万。有学者估计,17世纪初,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是18%,但300年后,这个比重跌至6%;而在此期间,欧美的人口翻了好多翻。[25]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中,马克思也谈到奴隶贸易与原始积累的关系: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
他特别以英国商业重镇利物浦为例,指出
“利物浦是靠奴隶贸易发展起来的。奴隶贸易是它进行原始积累的方法”。[26]
不仅是奴隶贸易,奴隶制也是工业革命率先在欧美爆发的重要原因。早在1944年,加勒比黑人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就在《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中提出一个著名论点:
从英属加勒比殖民地由奴隶种植的蔗糖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初始资本,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经济体。直到制造业站稳脚跟、来自奴隶制的利润与之相比不再那么确定之后,英国才开始倡导废除奴隶制。[27]
威廉姆斯的观点引发了长达几十年的辩论。虽然从今天的角度看,他的研究方法看似不怎么先进,但迄今为止没有什么像样的历史与经济研究能够推翻他的基本判断。[28]
英国历史学家罗宾·布莱克本(RobinBlackburn)1997年出版了《新世界奴隶制的形成》,对奴隶制与英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详尽的讨论。他指出,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即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时期),与实行奴隶制的加勒比种植庄园进行贸易往来,对英国本土经济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它任何因素,无论是国内因素,还是国际因素。在此意义上,这个因素
“助力英国资本主义率先进入工业化,并在争夺全球霸权方面超越其对手”。[29]
在大西洋的另一侧,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奴隶制的关系更加直接。长期以来,在美国研究中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神话:奴隶制及其作用仅限于美国南方;而事实上,整个美国的工业起飞都与奴隶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最近一二十年的研究揭示了一些以前鲜为人知的事实:奴隶种植的棉花是美国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由于纺织业是当时欧美各国的新兴支柱产业,棉花对当时美国的重要性与石油对今天沙特阿拉伯的重要性不相上下);奴隶的总市值超过美国铁路与工厂价值的总和;美国蒸汽动力最集中的地方是遍布奴隶种植园的密西西比河两岸,而不是新英格兰的梅里马克河两岸(人们通常认为梅里马克河沿线的纺织业在美国工业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南方种植园对奴隶的管理广泛采取类似工厂的分组模式,且其规模普遍比北方企业大;美国早期的管理创新多源于分组与暴力相结合的种植园,而不是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所说的那样源于铁路;与贩奴相关的海事保险与奴隶人身保险对美国保险业的早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奴隶与他们的子女为抵押品的贷款与再贷款对美国银行业的早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一切都意味着,空间距离并未将奴隶制的受惠者仅限于南方的庄园主;恰恰相反,奴隶制为罗德岛的纺织厂提供了棉花,为纽约的银行带来了的财富,为麻省的制造商创造了市场,为康涅狄格州的城市(如桥港 Bridgeport)建设进行了投资,为运输、销售南方农产品和北方工业品的商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意;总而言之,奴隶制对当时美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内战打响前几年,南方杂志《狄波评论》( De Bow'sReview )刊载的一篇题为“北方与南方”的文章,会把奴隶制称之为“北方繁荣的奶娘”;[30]为什么《棉花帝国》的作者、美国资本主义史的研究者斯温·贝克特(Sven Beckert)会将自己编辑的一本有关美国经济发展史的新书命名为《奴隶制的资本主义》,并得出结论:
“美国的奴隶制深深镶嵌在美国资本主义的DNA上”。[31]
如果将时空视野进一步放宽,就会看到,奴隶贸易与奴隶制把非洲、加勒比、拉丁美洲、北美、英国、以及整个欧洲都联成一体,进而与中国也发生了关系。
“奴隶在美洲开采的白银首先为欧洲各帝国提供了进入中国市场、并换取来自中国消费品的机会;奴隶种植的农产品使英国有可能逃避对其人口增长的环境限制,从而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正如彭穆兰所说,英国之所以能够打破‘马尔萨斯陷阱’,是因为美洲种植园生产的蔗糖与棉花为其人口提供了卡路里和纤维”。[32]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改变人类历史的工业革命会首先发生在英国,为什么欧洲的军事革命、殖民主义、奴隶贸易、奴隶制会导致东、西方之间会出现所谓的“大分流”。欧洲国家当时为什么会如此不择手段地发展经济呢?一位英国议员斯塔普雷顿(Mr. Stapleton)在1873年向其选民说的一段话充分表达了欧洲人的紧迫感:
“如果中国成为一个大的制造国,那么欧洲的劳动人口除非把生活水平降低到他们竞争者的水平,否则,我真不知道他们怎样才能赢得竞争。”[33]
东、西大分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也遂了西方人的愿。
除了掠夺资源外,西方殖民主义者还依仗船坚炮利而在全球范围四处横行,抢占市场。曾在北美与南美参与殖民扩张的英国冒险家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Raleigh, 1554-1618)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告诫伊丽莎白一世女王:
“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财富,最后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34]
据说,这句对女王产生了巨大的触动,使其海外殖民的野心急剧膨胀,开始注重海军舰队的建设、并特许更多、更大规模的私人公司在海外进行殖民掠夺。为此,英国在1600年底建立的东印度公司,作为其在印度、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十八世纪中叶起,该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形成巨大的军事力量,靠武力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获得了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的权力,操纵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管理职能,更不要提对印度贸易的垄断。
由荷兰政府建立的东印度公司比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晚两年成立,也是一家拥有自己的军队与舰队、可以发行货币、可以与相关国家订立正式条约、对占领土地(如印度尼西亚、马六甲、中国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暴力集团。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初两度出任印度尼西亚总督的简·皮特斯佐恩·科恩(JanPieterszoon Coen)以冷酷无情著称,其基本信条是:暴力乃获取利润之必要条件。他在1614年给十七人委员会(东印度公司的决策中枢机构)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说:
“阁下们,根据经验,各位应该知道,只有诸位掌控的武器才能为驱动和维持与亚洲的贸易提供保护,而这些武器则必须由贸易的利润来支付。也就是说,没有战争就无法进行贸易,反过来,没有贸易也无法进行战争”。[35]
- 原标题:王绍光: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上)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武守哲
- 最后更新: 2018-11-06 07: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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