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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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开赛以来，可以看到全球体育格局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变化：过去中美金牌大战演变成中法日三方大战。第五天比赛结束时，中国以9枚金牌位居第一，法国以8枚位居第二，但奖牌总数超中国7枚，日本同样是8枚位居第三。

按说东道主效应是常态：上一届主办国、本届主办国和下一届主办国在奥运会上的表现都超于往常。所以日本和法国进入第一竞争行列不意外，但世界体育强国也是下一届主办国美国的表现就有些异常了。虽然第六天比赛结束之后美国总算进入前二，但发挥欠佳是不争的事实。

不管怎样，这几天中法两国在金牌榜上的激烈争夺，加上今年又是中法建交六十周年，一向特殊的中法关系便成了绕不过去的议题——这在奥运赛场上也有体现。

比如游泳项目中最瞩目的一百米自由泳，中国游泳运动员潘展乐不仅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夺得金牌的亚洲人，而且还大幅打破世界纪录，再次冲击了人类的极限，这也是巴黎奥运会打破的第一个世界纪录。如此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刻，但在发奖和升国旗、奏国歌仪式上，直播的法国电视台却打破常规把镜头切给对一位法国运动员的采访，背景中高昂的中国国歌还清晰可闻。法国有至少五十万华人，应该有不少人端坐在屏幕前观看，等待着中国国旗升起的那一刻，此时心中感受可想而知。

从国际关系角度看，中法关系确实比较特殊：双方相隔遥远，制度、文明、种族、信仰等差异很大，却在最高国家战略利益上有交集。美苏冷战时双方就曾联手，今天更是在许多全球重大议题上有共识。这个特殊之处，也有助于理解双方关系的另一个特殊现象：当我们说中美关系时，往往说双方人民是友好的，有个别政客反华。但说起中法关系则是相反的：高层政治精英对中国积极，民间却不热，特别是媒体和学术界，往往扯后腿。潘展乐发奖上的小动作就是媒体所为。

从学理上讲，国与国之间是什么关系就看两条：一是双方有没有安全冲突，有没有重大战略利益对立，如果有就不可能成为战略伙伴关系。比如德国十八世纪统一后，一直威胁到法国的国家安全，双方一直到二战结束前七十多年都是战略对抗。

二是双方有没有共同的重大战略利益，这个重大战略利益未必一定来自双方本身，否则即使没有冲突也未必能成为重要的盟友。比如法国和日本就是如此。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就访问了当时经济弱小的中国，但1982年4月法国总统密特朗才第一次访问早就是发达国家的日本。因为访问中国能够体现法国是世界独立大国，提升它的大国地位，访问日本更多是经济意义。

中法关系也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制约。第一个条件是恒定的，即双方相距遥远，不存在安全上的威胁。但第二个条件却是变动的，也是影响中法关系的真正变量。这在中法建交时就突出体现出来了。

1964年中法建交时，美苏冷战正酣。从政治制度上，中法分属两个不同阵营，价值观上完全对立。经济上双方也没有任何合作，没有共同经济利益。地缘政治上，双方相隔遥远，既不是威胁，也没有必须正视和关注的需要。特别是法国还面临着美国的强烈反对，而且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获得联合国成员资格。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共同放了一个震撼世界的外交核弹：建交。

1964年6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黄镇（左）在法国巴黎总统府爱丽舍宫向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戴高乐（中）递交了国书

建交作为双方关系的起点，就已经揭示了中法关系的本质——虽然中法都是世界重要的大国，但双方本身之间并无战略性需求，没有压舱石，决定双方关系的因素是外部第三方带来的重大国家战略利益。这六十年的建交、起伏、再合作都是这一因素决定的，并随着这个因素的消失和出现而变动。

六十年前，对于法国来讲，恢复因二战迅速战败而丧失的大国地位是最高国家利益，当时影响法国独立的正是西方盟主美国。但戴高乐要挑战美国霸权，以法国相对下降的国力而言，就只能借助外部环境：即利用自己在东西方对抗中的特殊地位来达到目的，具体做法则是既打苏联牌，也打中国牌。打中国牌就是建交。

从中国的角度讲，恢复1840年以来丧失的全球大国地位，实现民族复兴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

可以说二战后的法国和新中国都是百废待兴，为此中国对苏联“一边倒”，法国则在经济和安全上都依靠美国。但中法都是有着悠久大国传统的国家，不可能长期依附他国，摆脱这种外部依赖是必然选择。然而在美苏两极称霸的世界中，即使获得真正独立也并不足以确保大国地位，还要有能力对抗两个超级大国的制衡，这其中的关键之一就是要寻求够份量的盟友。

很自然地，中法都把目光投向了对方。就这样中法联手打造了美苏之外的第三极，实现了本国战略利益的最大化：不仅实现了真正的独立自主，还有效对冲了各自摆脱美苏的成本，同时大幅提升世界上的地位。中法两个相隔遥远、本没有任何共同战略利益的国家，由于对冲美苏两极而结成了事实上的战略盟友关系。

1988年美国总统里根宣布冷战结束，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的结束对中法两国都造成严重冲击，特别是导致中法互相丧失对对方的战略需求。尽管中法依旧互不存在安全问题，但由于双方不再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双方的关系变成了可有可无，中法关系也就在这一时期进入低谷和平静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