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美军开始向中东调动，针对伊朗。全球战争风险很可能从三个断裂带爆发：要么是欧洲边界的俄乌冲突；要么是中东的以色列与伊朗对抗；要么就是中国周边这一线，包括日本、台海、菲律宾、南海以及朝鲜半岛。他必须逐步理清这些战线，因为需要在经济、金融、资源、军事和国内事务各条线上全方位运作，目前看来也有些手忙脚乱。

所以，如果他足够理性，我认为他应该先整固自身，再考虑是否与中国达成大交易，或是进行更激烈的对抗。

但对我们而言，不能坐等对方释放善意，只能以实力换取和平。第二轮贸易战中我们之所以能顶住压力，正是因为我们做好了全方位准备——你压制不了我，我反制你，你就无法如愿。

同时，9·3阅兵展现出的强大力量，也是促使对方调整策略的重要原因。美国比较尊重有实力的对手，因此才会抛出“G2”的概念。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所说：他认为美中两国是坐在桌旁的，其他国家则可能成为“菜单上的选项”，加拿大不想沦为“菜单上的选项”，所以各国需要抱团，共同构建一个能“坐在桌旁”的体系。

2026：国家应该采取一些措施进行托底，稳定主流资产价格

观察者网：您提到，在地缘政治不明朗的背景下，中国关键要做好自己的事，聚焦三个关键词：发展、投资于人、安全。从发展角度看，您特别强调新质生产力，这不仅指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还包括占经济80%比重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这一点很重要。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内需不足、房地产调整等挑战，仅靠新质生产力，似乎还不足以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是吗？您在2021年提出中国经济呈K型分化，您认为何时能出现集体性上扬？还是说这种局面已不可能再现？

邵宇：是的，目前不同行业、不同赛道分化非常明显，K型趋势很突出：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战略性新兴产业加上未来产业，虽然增长势头良好，但只占经济总量的20%左右。可以设想，即使它们每年规模翻一番，占比也只能上升到40%；而传统产业占80%，如果下滑10个百分点，就意味着经济总量的8%消失了。

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但转型没有选择，必然伴随阵痛。如果还按照过去的方式配置资源，很难在这种高强度的全球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只有进行资源调整，我们才能获得坐在谈判桌旁的筹码。

当然，我们的目标不只是拥有筹码。我们也不是为了“赢”——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应对是被动的：我们本来在专注发展，但美国非要卡住我们，这让我们处于守势。我们的首要目标是摆脱被“卡脖子”的困境；其次也不是追求“赢”，关键在于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们希望民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无论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都能共同发展。现在传统行业从业者众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分化确实很大。比如我提到的三家芯片公司，营收70亿，市值却高达1.2万亿，员工总数仅3000人，日子当然好过。反观房地产行业，总市值可能也有1.2万亿，但公司数量众多，每年还要销售8万亿的房子，其上下游更是牵涉数千万就业。

你看，这种差异就是K型分化的典型体现。问题在于，两方面都需要支持。一方面，我们必须坚定推动向新兴产业的转型；另一方面，也要给传统行业更多赋能，提供转型空间，减轻负担，让它们能逐步完成升级。因为经济体都有路径依赖，如果没有外部巨大冲击，谁都不愿主动改变——原来的模式不是挺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换行业、换赛道、用人工智能？但冲击已经到来，不变不行，而这个转变过程必然伴随阵痛。

因此，我认为国家应该采取一些措施进行托底，稳定主流资产价格。对民众而言，幸福感来源于收入和财富。财富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能持续赚钱；第二，持有的股票和房产等资产。不说增值，至少别大幅缩水，大家才敢消费、敢投资。所以，国家在这方面必须有所作为；对个人而言，也只能积极面对转型，不能停滞不前。这需要一场“双向奔赴”。

需要稳住主要资产价格，不至于使家庭的资产大幅缩水

第二个核心就是“投资于人”，让民众有获得感，稳定主流资产价格——无论是股市还是房市。这意味着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当然，我不是主张再把房价推到历史新高，那没有意义。股市也不是要追求“快牛”——快牛行情下普通人往往赚不到钱。我们需要的是“慢牛”，让上市公司成长与股民回报相平衡，让投资与融资形成良性循环，大家才能真正有获得感。

这些固然是良好愿望，实际操作中会面临许多技术难题，但我认为我们有能力也有信心解决。这也要求技术型官员进行更细致的工作，确保执行到位。

2026：投资于人，中央财政应当更有作为

观察者网：是的，“投资于人”这个提法非常重要。您提到的共同富裕、幸福生活、财产安全等，都属于这一范畴。“投资于人”是“十五五”规划的三大关键词之一，在AI逐步替代体力劳动和部分脑力劳动的趋势下，您认为教育体系与社会保障需要进行哪些改革？

邵宇：需要改善的方面太多了。现在每年有1200万到1300万高校毕业生，高考人数依然庞大，毕业生就业分配是个大问题。青年群体失业率仍处于较高水平，并非完全找不到工作，而是难以找到符合他们期望的岗位。这里存在岗位需求与个人能力的“双向匹配”问题。如果能力不匹配，就需要加强培训、补充知识、增加相应投入，这是其一。

此外，大家也看到了去年的数据，全国人口净减少300多万——生育意愿下降，这很令人担忧。生育率持续走低，难以完成代际更替，这种人口结构带来的通缩压力也很大。过去我们投资于“砖头”，大搞基建和房地产，但房子需要有人住，所以现在必须转向投资于“人头”——投资于生育支持、婴幼儿养育、母亲权益、哺乳保障、优质教育、失业救济，还包括养老金体系，这些都需要加强投入。

政策顺序上，大概会优先扶持年轻人，再逐步覆盖老年人。这些都需要财政支出，也需要经济增长来支撑。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应当更有作为，可以增发特别国债，以支持“投资于人”的各个方面。

我特别强调，政策必须具有前瞻性。人口问题是长期挑战，现在采取措施，见效可能要在十几二十年后，所以必须尽早调整。再加上我前面提到的“十万年未有之大变局”——人工智能对蓝领和白领岗位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提升这些人群的就业能力？

是否要像国外一些设想那样，直接向国民发放全民基本收入（UBI）？即无论有无工作，每月都发一笔钱——这是某些科技大佬提出的方案，比如每人每月发1000元，资金从科技公司的市值或利润中抽取，本质上是一种由企业主导的社会保障。

UBI的设想是：因为AI赚走了大部分利润，就由这些盈利的AI科技公司向全民发放收入，而非完全依赖政府财政。我们这边可能还没发展到那个阶段——我们的科技公司尚未大到足以托底整个社会的水平。毕竟像英伟达那样市值四五万亿美元的公司才有这种潜力，其他公司还做不到。

这看起来是一种解决方案，但未必是完美的方案。有研究表明，发放UBI后，部分人可能会变懒，反而导致技能退化。因此，这里存在很大的研究、调整和政策设计空间。

2026：股市实现长牛要有伟大的公司，企业强了，国运也就昌盛了

观察者网：您提出，中国经济的未来在于企业成功实现从“Me Too”（人有我有）到“Me Better”（人有我优），最终达到“Me Globalization”（全球布局）的跨越；只有当一批像美国“M7”那样的中国跨国科技巨头崛起，带动新质生产力持续成长，中国资本市场才有望迎来真正的长期牛市、突破原有格局。我们的股市发展不好，很多人认为是机制不行、生态不行。但在您看来，是否长牛的核心还是在于要有好的公司、好的经营？

邵宇：对。股市要实现长牛，我比较强调的一点还是要有“伟大的公司”，因为只有伟大的公司才能持续带来巨大的财富增加，大家通过投资去分享公司的成长，这是根本。

当然，其他方面也必须做好。比如，我们股票市场一个很大的特征是，大约85%的交易者是散户。散户喜欢炒热点、追题材，总想着一夜暴富、快速实现财富自由。实际上，在那种“疯牛”行情里，散户往往也赚不到钱。但这么多年形成的盈利定式或交易文化，让大家觉得“炒概念”是唯一的盈利模式。

那么，制度就需要反思。比如，对于那些虚假陈述、财务造假的公司，是不是要重罚、要坚决退市？只有去掉“壳”的投机价值，才能正本清源，回归价值投资：看公司基本面、看长远发展、看科技进步，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反馈。

现在资本市场也在做更多调整，希望能找到一些方法，比如让优质公司更顺畅地上市，更多支持科技公司，而不再支持传统企业走老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资本市场正是在朝正确的方向调整。当然，最终的根本还是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内功”。

作者认为，股市要实现长牛，关键要有伟大的公司持续带来财富增加，投资者能够分享公司的成长，这是根本。

比如，我们也构建了一个“新质生产力50”的标的组合。它们的特点首先是“me too”——别人有的我也一定要有，比如英伟达做GPU，我们也要有做GPU、做TPU的公司。第二是“人有我优”，也就是“me better”。比如OpenAI的会员费很高，我们的DeepSeek免费，性价比高，能耗低、算力省，让更多人用起来，这就变成了“me better”。

当然，这背后是因为我们有工程师红利，能一点一点改进优化；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巨大的产能，能把中国制造业和科技业的产能做成全球布局——就像当年美国的跨国公司、日本的跨国公司在全世界布局一样。

比如日本的丰田很有名，它一家公司的盈利可能抵得上我们整个汽车行业，因为它是全球布局的。虽然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但丰田仍然是全球最顶尖的车企之一。美国的“M7”也是如此，英伟达的芯片卖到全世界。它们通过创新成为跨国企业，我们也一定要走这条路：从“me too”到“me better”，再到“me globalization”。

这些企业如果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干力量，市值自然就起来了——它们成了全球化企业，全世界的资金都能投资，更多资金流入，投资者获得回报，养老金投进去也能赚钱，而不是像现在可能亏损。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

在某种意义上，买股票就是“赌国运”。什么样的跨国公司、什么样的优质上市公司能引领国家转型？——理想的状态是，企业成功了，股票成功了，投资成功了，国家也就成功了。

我们自己研究并筛选了大概50家企业，构成一个组合，代表中国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的。甄选标准就是关键赛道上的龙头企业——未来科技赛道的核心、头部企业。它一定是从“me too”到“me better”再到“me globalization”的企业，必须是跨国公司，是中国最好的科技跨国巨头。

当然，跨国公司目前也不一定都那么庞大。举个例子，华为是跨国公司吗？肯定是。格力是吗？也是。但它的产能部署有没有实现全球布局？程度可能还不完全一样。小米是不是在各个国家也有投资？比亚迪是不是？也都是。但它们都还在成长过程中。

企业发展起来，也和国家国运相关；企业强了，国运也就昌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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