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沙青青】

80年前的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结束。但这个宣告过程并不平稳有序——就在前一天，日本国内还酝酿了一场风波。

1945年8月14日，日本东京，在皇居外的政治中枢发生了一次未遂政变。一批激进的日本军人在得知天皇和日本政府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他们还想把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虽然日本国内已被美军轰战得七零八落，废墟一片，但美军尚未攻入日本本土，还可以“本土决战”。于是14日深夜，这群激进的少壮派军官企图挟持军政要人，指挥调动近卫师团部队，推翻政府已经做出的无条件投降决策。

当然，这场政变没有成功。8月15日早上，天皇裕仁醒来后才得知昨夜发生了这样一场骚动。

电影《日本最长的一天》2015年版刻画的“宫城事件”

这起事件被称为“宫城事件”。20世纪60年代，日本著名文史作家半藤一利将此写成了一本很有名的著作《日本最长的一天》，刻画了战争末期日本社会的癫狂氛围。这本书很快被改编成电影，主演是著名演员三船敏郎。到了2015年，也就是日本战败70周年时，又翻拍了新版，主演是役所广司。这本书及两部电影为后世提供了一个观察战末日本的视角。

三船敏郎和役所广司在片中饰演的是日本末代陆军大臣阿南惟几。阿南惟几曾参加侵华战争，打过第二次和第三次长沙会战。由于日本战败后接受政治改革，不再允许拥有军队，只有自卫队，也就没有陆军大臣这一职务，阿南惟几就成了最后一任。

阿南惟几是日本宣布投降后少数几位立即自杀的陆军高层军官之一。东条英机曾试图开枪自杀，但未能成功；阿南惟几则是切腹自杀，且拒绝下属协助介错，自己用短刀砍向颈部动脉，过程极其血腥，在两部电影中都有表现。顺便一提，阿南惟几的第六个儿子阿南惟茂，曾在2001年至2006年间担任日本驻华大使。

资料图：阿南惟几

回顾这个历史插曲，是想提醒，即便侵略战争已进入投降阶段，日本国内还在经历如此激烈的反复。这种失败前的癫狂愚昧，又恰好印证了这个国家、民族是如何一步步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的。

而硬币的另一面则是，与德意不同，为什么日本似乎没有一个主体来为这场侵略战争负总责？为什么战后80年，东亚社会始终无法对历史和解，曾遭受日本殖民压迫的民众仍在追寻一个郑重的道歉？

无条件投降背后的“条件”

1945年，日本方面在磋商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时，提出一个附加条件——不变更天皇的地位，即保留所谓的“国体”。盟军在答复日方提出的要求时用了一个比较暧昧的表述——“subject to”，也就是说虽然不变更天皇地位，但天皇的权力从属于盟军最高司令部。事后，日本内部还因为如何翻译和理解“subject to”这个表述而引发争议。

“宫城事件”的导火索，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这个原因。青年军官们认为，如果天皇权力从属于盟军最高司令部，意味着日本的国体变了，这个国家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因此必须要做最后的挣扎。他们甚至一度想攻进皇居“夺玉”——这是一个颇有历史意味的词，明治维新时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控制年仅12岁的明治天皇，哪一派能控制天皇，哪一派就能获得绝对的政治优势和大义名分。

此时日本已经挨了两颗原子弹，苏联也对日宣战，在毫无任何胜算的情况下，这批青年军官仍垂死挣扎。他们的职位都不高，大多是少尉、中尉级别，但他们能威胁中央政府的决策；哪怕已经决定投降，还可以发起政变。类似事情在日本近代史上也不罕见，大众比较熟悉的就是“二二六”。

1967年版《日本最长的一天》

这些人为什么能激起巨大能量？这要从日本近代政治体制、天皇的地位以及战前日本的“国体论”等意识形态说起。

尽管现在日本天皇是一个象征性的“虚位”，不参与政治性活动。但在日本历史上，一旦搞政变，总会诉诸天皇，希望得到天皇支持或控制天皇。这些日本军国主义军官在投降前最后一刻，仍坚持保留的“国体论”，就是天皇制国家的正当性。

这也呼应了当下人们的一个疑问：日本天皇到底要为战争负多大责任？天皇应不应该被追究责任，以及为什么没有被追究？

回顾二战史，日本走上对外侵略扩张道路，与德意法西斯道路有很大区别，无论是纳粹德国还是意大利，都能找到所谓的“罪魁祸首”——希特勒、墨索里尼，但在日本，同样的问题就变得模棱两可：一个跟希特勒、墨索里尼同等量级的战犯是谁？昭和天皇？东条英机？

东条英机，1941年担任首相，1944年7月被推翻下台；在他之前，近卫文麿担任首相，侵华战争在其任内一步步扩大，他是不是该负首要责任？1945年战败时，时任首相的铃木贯太郎推动日本“无条件投降”，但他肯定不是当时日本的第一权力话语人。

事实上二战期间，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面对日本时会有一个疑惑：日本的第一权力话语人到底是谁，谁是我的谈判对手？

在日本走向对外战争的过程中，好像有很多人握着方向盘，有文官政府，首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外交大臣、内务大臣……，也有议会，参议院、众议院、枢密院，还可以是陆海军实际负责人，等等。方向盘上有很多双手，但很多时候分不清到底是谁在真正操控，最终导致车子“暴走”。

1943-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的局势越来越糟，所有人都知道这场战争无法维系下去，但所有人都不知道刹车在哪、也不知道司机是谁。它跟德意不同：希特勒自杀了，整个纳粹体制就崩溃了，墨索里尼被处决，法西斯意大利也覆灭了；但东条英机下台了，战争还在继续。

所以在日本出现了诡异的局面：似乎找不到一个核心首犯，但所有人都是从犯。借用日本学者丸山真男的话就是“无责任体系”，这套体系体现在方方面面，上至大政方针，下至日常决策。

那么，是真的没有战争第一责任人，还是藏在背后？理论上，根据明治宪法的规定，天皇是国家权力的拥有者，是陆海军统帅，所以天皇应该是第一责任人。

但从幕末走向明治维新，天皇被推上了日本统一的核心，同时为了塑造其绝对权威、不让他犯错，就把他“精心包装”起来——用一个立宪君主的外壳，装一个绝对君主的内核。天皇拥有一切权力，但不主动运用权力，而是交由下面的高级官员去执行；如果做成了，是天皇的功劳，但如果办砸了，下面这些人就是替罪羊。

《终战诏书》 维基百科

“无责任体系”

我们可以简单分两个层面来认知日本的侵略战争，第一个是宏观层面，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中国、朝鲜半岛的基本国策是扩张，这是大趋势；第二是微观层面，到底采用什么具体策略、仗该怎么打，日本内部并没有一套明确作战计划，颇有些走一步算一步的意思。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内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趁机扩大对华侵略，投入更多部队，另一种则认为当下应守住中国东北，也就是伪满洲地区，不宜在关内扩大战事。

当时反对扩大战事的代表之一是石原莞尔。他是九一八事变的始作俑者之一，一手策划伪满洲国的诞生；到了1937年他身居日本总参谋部高位，却主张守住中国东北，不要进一步扩大对华战争。

此时，讽刺的一幕就发生了。石原莞尔的部下武藤章反驳他，为什么反对我们扩大战争？我们现在做的事跟你在1931年做的事有什么区别吗？为什么你在1931年可以做，我们现在就不能做？

一个月以后，淞沪会战（1937年）时，日本大本营征召松井石根前往上海作战，出发前首相近卫文麿问他打算打到哪里为止，松井石根的回答很模糊，他说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打到南京去。换言之，这些前线作战计划并没有在日本内阁商议过。

可见，军政之间是极其脱节、且互不负责的状态。更糟糕的是，军队内部、各部门之间为了自身利益、争夺资源而内斗，这种畸形关系不仅出现在上层，也弥漫至中层、下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