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正在推进经济独立，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黄靖：我们后面会再来讨论这个话题，也就是明年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峰会。

我认为，印度在处理涉及全球南方与美国及西方阵营的关系问题上，正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不少全球南方国家都在努力推动经济发展。换句话说，自二战结束以来，始终存在这样一种趋势：由发达国家组成的西方，试图将全球南方国家锁定在资源供应地和低端产品制造者的位置，以便自己能攫取发展红利的大头。

我们知道，1960年代拉丁美洲被贴上了所谓“依附理论”的标签——即美国刻意让整个拉美地区依附于美国经济，成为其供应端并遭受剥削等等，这就是所谓的依附理论。

但现在看来，以巴西为例，它曾试图摆脱这种被锁定的状态。过去巴西发展受阻，处于所谓跨国公司的控制之下，而我们看到印尼、印度和中国正在引领改变这一局面的趋势。这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全球南方国家中正在出现的一种趋势？即不仅在政治上崛起，经济上也在崛起，金砖正成为繁荣发展道路上一股更重要的推动力量。这些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正变得越来越经济独立。

换句话说，它们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话语权持续增强，自身能力也在逐步提高。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变得越来越独立，更源于它们的生产能力、制造产品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它们对所谓“集体西方”的依赖越来越少。我想向您二位请教这个问题。

佩佩·埃斯科巴：这是个趋势，绝对如此。在整个全球南方都是这样，这也是所有金砖国家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

比如说，去年我花了大量时间与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的参会者交流。就在几天前，这届金砖峰会上最重要的日子，并非在这一天半的峰会期间，而是在之前的一个星期五——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的活动上，我们真正把握了全球南方的脉搏。我们接待了来自全球南方各地的代表团，包括金砖成员国与合作伙伴国，一同讨论他们的计划，探寻正在测试的投资模式。

这与俄罗斯人去年始终讨论的内容不谋而合，他们说，我们正在测试各种地缘经济模型，还将建立一个名为“金砖之桥”的系统，其灵感来源于Am-bridge系统。举例来说，当泰国从阿联酋购买石油时，他们使用Am-Bridge系统，无需动用双方的货币，而金砖国家正考虑开发一个金砖版本。

有个名为Unit的系统，这是个令人着迷的项目，我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它由俄罗斯主导，中国也有参与。他们将其描述为一种不带政治色彩的货币，基于一篮子货币和黄金锚定。它类似于金砖之桥系统，因为只要使用Unit系统，你可以把它存储在任何地方，通过该系统能从事任何交易，完全绕过SWIFT系统。

我认为，绕开SWIFT系统可以说是如今新开发银行的首要宗旨。在里约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议结束时，由俄罗斯财政部长安东·西卢安诺夫发布的声明绝非偶然。但几乎没人关注这件事，这十分耐人寻味。这件事发生在当天晚些时候，是在新开发银行会议结束之后。作为普京的首席经济顾问之一，西卢安诺夫当时也出席了金砖国家工商会议，几乎是在一个空空如也的房间里演讲，之后只和俄罗斯代表团内部交流，我们是少数在场的听众。

他是普京特意派出的代表团核心成员之一，目的是强调俄罗斯正深入研究各种绕过美元的地缘经济与贸易模式，当然也包括绕过SWIFT系统。当西卢安诺夫宣布，从今以后新开发银行这家金砖银行可能（注意，他用的词不是“一定”，而是“可能”）成为用于巨额贷款以及为金砖国家大型项目融资的主要平台，接着他提到了一个关键词：绕过SWIFT系统。

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就是“去美元化”，虽未明说，但本质就是“去美元化”。当卢拉总统总在谈论数字化发展时，这或许并非最佳策略，得用俄罗斯的方式测试一些模型。先在俄罗斯国内运用，之后可能在中俄贸易之间运用，包括伊朗，开始整合支付系统，比如中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俄罗斯的SPFS系统，俄罗斯的米尔支付系统也能在伊朗使用。他们还尝试整合伊朗的支付系统，很快也能与巴西的国内支付系统对接，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所有这些努力，我称之为“金砖实验室”，所有这些实验项目，都在朝着同一个目标推进，即提升数字化水平，并逐步绕过SWIFT系统。新开发银行今后的新角色，将会变得极其重要，但这又引出了新问题。

新开发银行的章程全用美元计价，因此需要彻底改革新开发银行，让其成为一个真正可行的、作为发展银行的另一种选择，而非简单复制世界银行的模式，这将带来巨大影响。特别是对俄罗斯和中国而言，他们必须引领新开发银行的内部改革，这意味着要支持迪尔玛・罗塞夫行长，因为仅靠她个人的力量，无法独自完成这项任务。她确实需要来自房间里两位“大佬”——俄罗斯和中国的支持。

黄靖：确实如此，人民币正在作为石油贸易货币及其他能源产品的结算方式，我们也知道金砖国家正在探讨支付系统及跨境结算等相关议题。另外我们必须说，特朗普的政策真的伤害了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当然，拜登政府时期，将美元武器化的做法也毫无帮助，这一切都加速了去美元化的进程。

我想请教维杰的是，您认为在多大程度上美国仍能维持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我们距离建立一个更可靠、更公平，基于多边机制的全球金融体系还有多远？或者让我换个说法，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真的能摆脱美元霸权吗？如果可以的话，用什么方式？如何实现？我知道这个复杂话题值得深入探讨。

维杰·普拉沙德：这里有几点需要考虑。第一，货币问题不仅关乎交易中使用的货币，更涉及财富存储的形式，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议题。因为就目前而言，由于正确地实施了资本管制政策，大多数主要金砖国家，都不允许资金自由地跨境流动。中国也不允许土地私有化，不仅外国人不能在中国购买土地，中国公民也只是从国家租赁土地使用权，在中国以及俄罗斯等国家，资产不能够轻易转移。这意味着如果你是个富人，你将以人民币或卢布的形式存储财富或者其他的货币。

当你对该货币缺乏信心时，你会想立即将其转化为固定资产，其中有两种转化形式：一是债券，二是有形资产。

大部分金砖国家的债券市场发展尚不完善，全球精英阶层对其信任度有限，大多数依然将资金存储到西方的债券市场，这个市场实际上成为了通过IMF向亚非拉国家贷款的基石。

这些国家如今向债券持有者偿还的债务利息，已超过对本国教育和医疗事业的投入。正是这群人主导着全球金融市场的议程，如果你是一个富人，某种程度上你受到了美元全球角色的保护，因为替代方案尚未出现。

这关系到你把财富存储在哪里，不得不说，欧洲的富豪们，比如德国富豪，并不会以欧元的形式储存财富，他们会把资金存放在纽约的贝莱德集团。许多欧洲国家的精英阶层，也倾向于将资金存放在伦敦金融城或纽约，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欧洲精英如此依附于美国，无法为欧洲大陆制定独立自主的外交与经济政策，因为他们的财富都以美元形式，存放在大西洋某处的非法避税天堂，或者在美国的银行、对冲基金和投资基金里。

顺便说一句，第三世界、全球南方国家的精英们同样将他们的财富，以美元形式存放在伦敦金融城的某个非法避税天堂或华尔街。

因此，就一个替代性的财富存放手段而言，目前尚无其它选择。但可以明确的是，未来会出现更多贸易对账的调整。换句话说，当两国进行贸易时，很可能会使用我们所说的本币结算，或某种数字交易机制，而非通过美元中转。

目前，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贸易对账，不再使用美元，但能否出现一个财富存储地的替代选择？这个核心问题仍有待观察，我还没有看到可行的替代方案，除非我们实际推进，比如说，向全世界宣布，富人阶层不能继续掌控全球金融体系，我们将没收他们的全部资产与清剿非法避税天堂。

否则，他们仍然将对全球金融体系施加巨大的影响力，他们绝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甚至不惜发动毁灭性的战争，也要阻止自己的财富被收缴或价值缩水。历史证明他们不惜摧毁其他国家，也要保护自身的财富。我想说，不要低估其残忍程度，因为这个精英阶层不仅腐朽，更是极度危险。

观学院直播厅|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执行董事、印度政治评论家维杰·普拉沙德

黄靖：我想补充一点，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已有四十余年，但依然有两个市场没有向全世界开放，一个是资产市场，另一个是资本市场。

我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深化经济合作的过程中，或许可以探索出新的路径。我同意您的部分观点，并且本人也提议，中国应该寻找一种方式，逐步向外国开放资产市场。届时，许多外国资本会来到上海、成都或深圳等地购置房产——这首先能缓解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下行压力，毕竟当前市场行情十分不景气；其次，这将助力中国的进一步开放，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基础，也为构建独立于美元的金融体系打下根基。

因此我相信，中国政府最终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在纽约、巴黎或伦敦，房地产市场从未面临这样的压力，正是因为那些市场是开放的。你能想象如果中国开放房地产市场，允许外资进入上海、成都、深圳、大连或厦门吗？外国投资者可以来此购置公寓、房产，届时很可能会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维杰・普拉沙德：这很有意思。要深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得喝杯酒慢慢聊。因为从长远来看，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个好主意。放开房地产市场、允许土地自由流转是非常危险的一步，除非能建立极其严格的监管体系。

所以我认为，关于资产与财富的处置，以及如何利用货币或持有的资产来保护财富、抵御通胀，这个问题需要在国际层面展开严肃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