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将列宁和毛泽东的有机生产方式理论淡化了

观察者网：在我们的教科书与文件中，“有机生产方式”的提法比较少见，为什么？

孟捷：历史唯物主义承认有两种革命，阶级斗争是革命，生产力提高也是革命，但是从长期历史来看，生产力的革命才是最根本的革命。

在教科书的表达上，我们受斯大林学说影响，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痕迹还很重。这导致政策话语也存在一些矛盾。

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我们社会主要矛盾是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实际上是照搬了斯大林的语言。本来应该更加突出生产关系的变革，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的改革就是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在政策话语的表述中，不应该把生产关系撇在一边。

当然在具体改革实践中，邓小平是以新的方式贯彻了列宁和毛泽东的“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思想，通过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变革最终实现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在有机生产方式变迁中，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不是事先的，而是事后的，这意味着，所有变革最终必须引起生产力的根本变化，否则就无法实现生产方式的跃迁。我将生产力在事后决定生产关系的这种因果性，叫做结构因果性。

观察者网：我们注意到，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较多，相对地，对以革命实践为基础的列宁所开辟的苏联道路，和毛泽东开辟的中国道路的哲学意义与方法论意义，缺乏足够的挖掘。你怎么看？

孟捷：是有你说的这个问题。有一位研究毛泽东的学者我要特别介绍给观察者网的读者，他就是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契老先生。

冯契老师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古代哲学打通了，他讲到毛泽东思想是把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融为一炉，鲜明体现在毛泽东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反映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放在当下的语境，可以说是“两个结合”应该遵循的榜样。

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发展的四个阶段

观察者网：那么让我们再回到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力理论发展历史的主线如何？

孟捷：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力理论，我建议可以从四个阶段来看：首先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抗战前后是党的生产力理论起源阶段；建国以后的艰苦探索形成了第二个发展阶段；邓小平改革开放年代是第三个阶段；新时代则开启了第四个阶段。

刚才谈到，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力理论始于《矛盾论》。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有这么一个重要论断，他说，判断中国一切政党好坏的标准，是看它能否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邓小平后来强调解放生产力，大家耳熟能详，其实这个词是毛泽东也使用过。

作为推动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政治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使命性政党，这个党有一个解放发展生产力的愿景。

2023年7月30日，陕西延安革命纪念馆，《矛盾论》文本。图源：IC photo

观察者网：可不可以理解为解放生产力的使命就是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

孟捷：是的。党在界定自己的使命性的同时赋予了自己历史正当性，这是源起。

第二阶段，是从建国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围绕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判性反思开始的。斯大林当时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毛泽东认识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中没有生产关系，显然斯大林假定革命后形成的生产关系是完善的。毛泽东则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确立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仍是不完善的，所以还有改革的余地。

这就跟苏联的经济学拉开了距离，可以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端。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被纳入了《矛盾论》框架，纳入了有机生产方式变迁框架，生产关系变革任务没结束，通过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与调整，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任务也就没有结束。

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发展生产力？

近来学术界开始注意到一个毛泽东使用过的概念，就是“组织起来”。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初期号召要组织起来，让全国人民向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进军。在这里，所谓组织起来，事实上就是构建一种适合现代化大生产需要的分工与协调机制。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力理论，同时也是关于如何安排社会分工及其协调的理论。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借鉴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中国一旦选择了重工业发展战略，就会进一步内生地产生对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强烈要求。在这里，变革生产关系和发展生产力的具体战略之间具有反馈性质的相互加强的关系。

在这个阶段的生产力理论指导下，我国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人民的身体素质与教育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为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阶段，中国共产党在组织起来这个问题上选择了另一条技术路线，开始承认市场协调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也发展了一整套新的理论，比如八十年代国家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等等理论。为配合市场机制的形成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战略，比如沿海优先发展战略，区域分工差异化战略，比较优势战略等等。

但自始至终，党在选择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问题上，一直坚持了两点论，即强调市场协调与国家经济治理的结合。比如，我不太赞同将比较优势战略作为改革开放时期唯一重要的发展战略的提法。至少从2006年开始，中国就提出了自主创新战略，2015年又开启了中国制造2025。所以比较优势战略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方面作为补充。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利用了比较优势战略，但同时我们也要弄清比较优势战略和自主创新战略等其他战略之间的相互联系，他们存在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关系。把这两类战略的关系说清楚了，我们就讲清楚了什么是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理论。

第四阶段就是今天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力理论是一幅历史长卷，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旨归。依照前述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理论，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终要实现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率。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依托于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就是现阶段的先进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的独特之处

观察者网：能否谈谈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力理论与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区别？

孟捷：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首先这两个理论有相当契合的地方，当然也有重大差别。

李斯特生活在德国统一之前的年代，终其一生反对英国世界主义价值观下的静态比较优势经济学，也就是今天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国家的主体性在这套理论中是被忽略的。

而李斯特是在国家这个中间单位存在的重要性基础上来论证生产力理论的，建立了自己的国民经济学。在他看来，在没有世界联盟和永久和平的前提下，国家在世界体系中要取得权力，必须植根于发展生产力。

李斯特举例说，意大利城邦体系中的威尼斯共和国，其经济曾经非常富裕，后来为何失败？因为意大利没有形成统一国家，这些城邦一旦面临列强侵略，内部缺乏足够大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衰败。因此，表面上看，一国从别国进口工业品而自己出口农产品是服从比较优势的安排，是对自己有利的，可一旦世界体系的永久和平被打破，国家发展就只能停滞了。

李斯特认为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是主权国家的形成，只有统一国家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

他进而强调，第一，必须在国内建立尽可能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起工业和农业的相互支撑和相互联系的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构建一个以国内大循环为基础的国民经济。所以提倡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贾根良教授也是较早提出国内大循环的学者，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里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史实：上世纪五十年代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之一马寅初先生说，相比于马克思理论，李斯特的理论对中国会更有作用、更有相关性。他大概是认为，马克思研究的是全球资本主义，他的视野中没有国家的位置。

的确，今天我们可以批评说马克思某种程度上也有“世界主义毛病”。不过如果马寅初注意到从列宁到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力理论，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把李斯特和马克思的理论结合起来了。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力理论实际上包含了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积极因素，但是完全没有李斯特生产力理论中消极阴暗的一面。

事实上，无论是李斯特生产力理论，还是整个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都有帝国主义的国家主义这一阴暗面。追求生产力的发展，是与对外部空间的攫取相联系的。这也是19世纪“德国特殊道路”最后走不下去酿成悲剧的原因。

马寅初（1882年6月24日-1982年5月10日），摄于2015年9月3日山东济南，山东省图书百年馆史展。图源：澎湃影像

观察者网：考虑那是几个帝国主义大国相互竞争，以及拓展殖民地压迫第三世界人民的年代，德国爱国的知识分子逃脱不了帝国主义倾向。

孟捷：大概率是如此。从黑格尔开始，到李斯特、韦伯、桑巴特，全是主张帝国主义道路的。德国作为相对后发的国家，一直受到老牌帝国主义的压制，所以李斯特就已经认识到德国的发展需要谋求外部空间，他论证了殖民地对德国的重要性。

19世纪晚期，德国容克贵族和工业大资产阶级，面对汹涌、无法遏制的国内阶级冲突，想要转移矛盾，也需要寻找一个外部生存空间。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对生存空间的需要最后转化成了德国法西斯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