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巴勒斯坦的村子里买了9个月的菜，却只有一次见到犹太顾客。在宿舍不远处的犹太超市里也只是偶尔才能见到巴勒斯坦人。当然，在一日三餐之外的银行、邮局和政府机关方面，巴勒斯坦人则是无法避开以色列机构的。

这种经济和消费行为上的隔阂其实比双方的文化隔阂更有趣。说起文化隔阂，主要是指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乐于关注自己语言的媒体，并因而对于很多话题（包括对华看法）都分别秉持自己的价值观。

以色列人对中国的看法更接近受BBC、CNN影响的西方人，而巴勒斯坦人对中国的认识与我们的看法则更接近一些。当然，关注不同媒体和文化圈这一点在双语地区并不罕见。而在经济上，除了彼此大多光顾自己族群的店面之外，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比邻而居的犹太和巴勒斯坦社区也很可能有两套不同的物价体系。

当2010年希伯来大学内的法拉费卖到13谢克尔（约人民币25元）时，法国山上的巴勒斯坦人店却只卖10谢克尔。直到2018年，耶路撒冷老城附近比较简陋的巴勒斯坦摊位还有仅卖7谢克尔的饼夹法拉费。此外，似乎巴勒斯坦人在服务业方面的劳力——不管是餐馆还是理发店乃至租车行——总是没有犹太人的劳力值钱，即便两家店相距并不算远。

回到法国山，巴勒斯坦最负盛名的那家法拉费店旁边的一家店的招牌似乎在提醒着人们此处并不平静的过往。那家店名叫Liftawi——表示店主的家族来自耶路撒冷郊外的Lifta村，而这个村子的居民在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战火中被迫背井离乡，其中一些家庭迁居到法国山至今。

而法国山周边的街道名称也充满了“征服者”的气息，如莱希街（Lehi St.）和不远处Ramat Eshkol社区的“六日战争街”（Sheshet Hayamim）。

莱希是英国委任统治时期活跃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准军事组织，以暴力恐怖活动和暗杀行为著称，曾刺杀联合国巴勒斯坦事务调停官福克·伯纳多特。而六日战争则是1967年让以色列一举夺下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一场胜仗。因此，稍加留心，就能发现这里到处可见的民族主义和族群冲突的痕迹。

美丽的泡泡——希伯来大学本科交换生活

尽管法国山社区内仍然存在不少阿拉伯元素，但只要愿意，我完全可以做到宿舍和图书馆两点一线，完全不和阿拉伯人打交道。在2010年10月读大学四年级时，我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交换就几乎是这种状态。

希伯来大学校园和宿舍生活区的设计很巧妙。我曾经住过的希伯来大学学生村宿舍就在Aadlson的隔壁。从大宿舍门出去则矗立着几座犹太居民楼，再往前走还有一家犹太会堂和另一片犹太居民楼。而我每日上课，则需从后门出去，经过一战时留下的英军公墓再一路上坡，路过以色列人的Hadassah医院和大学的若干办公楼后，很快便可走到瞭望山上的大学校门了。

希伯来大学瞭望山校区与宿舍区之间的一战英军公墓。图自作者

校区依山而建，整体呈长条状。进校门后，左手边是学校设计的一座狭长的植物园，刚好将山谷中那个拥挤的巴勒斯坦村落彻底挡上（在下文中我们还会谈谈这个村子）。在校园中一路向前，很快就会到达学校主楼。在校园Forum地下有一个公交枢纽，由此处乘公交可驶往耶路撒冷市的公共机构（如政府、博物馆）及西耶路撒冷的犹太社区。

在这种或有心或无意的安排下，作为一个外国学生，完全可能这里读上好几年书都将自己与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元素隔绝开来。至少对于我而言，在大四交换的那个学期对东耶路撒冷几乎没有概念。与许多人一样，由于没有每日接触的机会，我那时对阿拉伯社区也有一种淡淡的抵触和恐惧。

至于约旦河西岸，如果想去伯利恒这个传说中耶稣的出生地，则可以结队前往，至于西岸其他地方，不论是巴勒斯坦政府所在地拉马拉，还是文化名城希伯伦，都尽量不要去。总之，学校要我们离阿拉伯村子远一点。

从希伯来大学教学楼眺望伊萨维亚村。图自作者

那时我学业繁忙，同时还在申请美国的研究生项目，所以基本上没有去过他们不建议去的地方，而逛耶路撒冷则是课程安排的一部分。后来我慢慢不太“安分”，在2011年初快离开时去了伯利恒、希伯伦，但这是后话了。

在学校附近我却是未敢越雷池半步，谨遵教诲，从未进入学校边上的阿拉伯村子。大多数时候我都呆在宿舍和学校，下课后就去国际部或本部图书馆。整个校园洋溢着西方的气息——是的，这也是很多以色列人最重要的身份认同来源。他们常常把“我们西方”这两个词挂在嘴边。后来我在美国生活了六年，欧洲一年，加在一起听到的“我们西方”也不如在以色列时听到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