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律隐喻的“猫鼠游戏”——城管执法的另一种观察视角

——城管执法的另一种观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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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德文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三、作为游戏场的街头空间

在城管执法过程中，街头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权力实践的场所，是“猫鼠游戏”得以发生的游戏空间。在空间生产理论看来，只有通过对空间的解码，才能揭示一个社会的空间实践。[33]同理，只有通过对街头社会空间的解码，才能解释“猫鼠游戏”的空间实践形态。

街头不仅是一个物质空间，还隐喻着“边缘空间”。具体而言，边缘化、缝隙化空间不仅在现实空间中有着特定的位置，而且总是对应着特定的社会阶层，契合着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运作机制。[34]从L路的街头空间形态看，它不仅在物理形态上表现出边缘化、缝隙化的特征，且在社会空间性质上也有显著的“边缘空间”特征。边界划分了一个高度可见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国家可以动用自己的力量予以保护、巡查、控制。[35]相较于行政机构、学校、医院、监狱等国家权力的核心地带，街头处于国家治理的“基层”“一线”“现场”，可谓是国家“边界区”, 国家控制力要弱小得多，权力姿态也要显得更为模糊。

街头空间边缘化特征的形成，是社会空间区域化机制造成的结果(见表2)。区域化不仅包括空间的局部化，还涉及了与各种例行化的社会实践发生关系的时空分区。[36]在城管执法中，区域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街头空间的局部化。具体而言，小贩通过对街头空间的占据和利用，使得其物权性质发生变化；②城管执法的时空分区。即城管部门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时间表，实现时间的区域化；③执法机构内部的区域化。行政区划、部门职能划分以及上下级之间的分工，都在客观上导致执法权的分裂。区域化在实现区域内部的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集中的同时，也制造了区域之间权力实践的边界区。客观上，街头空间是不同阶层、不同观念、不同经济行为相会、接触、融合、毗邻的地方，国家权力的“本意”并无可能完全在此实现。

街头空间实践形态为“猫鼠游戏”提供了绝佳场所。在物质空间意义上，街头具有“灰空间”的特质——它在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之间起着中介、连接、铺垫、过渡作用，从而使两种不同性质的空间走向融合。[37]在街头，小贩通过放置和利用遮蔽物(如遮阳伞、横幅、挡板、屋檐、台阶、栏杆)，占据与利用小空间(如放置桌椅、摆摊设点、驻足停留)，让街头这个纯公共性的开放空间也具有封闭性和私人物业性质。小贩在“灰空间”休闲、营生、避难，借此与城管、消费者、路人等建立多种社会关系。小贩需要生存、消费者需要服务、路人需要通道、城管需要秩序，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互相掣肘的，制造了社会空间意义上的城管和小贩“呆在一起的可能性”。[38]

从城管和小贩的空间实践看，城管部门利用“制图术”[39]对实际存在的街头空间重新进行地理编码，塑造了“可治理空间”。如福柯所言，权力是空间化了的，“物理”权力“玩弄一整套空间、线条、格网、波段、程度的游戏”。[40]L路城管中队为了更好地实现对街头空间的巡查和控制，制定了工作时间表，并将全路分为几个守控点位，配以相应的执法力量(见表3)。

在日常治理过程中，L路城管中队实行班组制，班组成员包括1名片长(带队城管)和16名协管员。其中，带队城管按行政事业单位规定的工作时间表正常上下班(每天8小时工作制，周末不上班)；协管员则实行两班倒(早班7:00-14:00；晚班14:00-22:00)，每班8人。班组制在实际工作中又进一步分成三个小分队。如表3所示，L路城管中队根据街头空间的特征、人流集聚情况等综合因素考量，选择了四个点位作为布控地点。其中，X路车站是L路的交通枢纽和地理中心，片长亲自守控，并在附近安排了一个执法岗亭，布控了3名协管员，配备呼台、执法记录仪及执法车。L路菜场及B厂也是人流聚集、小贩较多的区域，也分别作为布控点。由于协管员没有执法权，各小分队只开展巡查、劝阻等管理和服务工作，并不采取“暂扣(经营物品、工具)”等执法措施。在协管员管理无效的情况下，带队城管从各个点位调集人员、装备集合到执法点位展开正式执法工作。

工作时间表、班组制和守控点位的结合，实际上是时空分区和执法机构内部区域化的有机结合，是街头执法实践中将特定区域“可治理化”的过程。只不过，如表2所示，城管部门“可治理空间”的塑造，也在同时生产出小贩的机会空间。L路城管中队不仅在内部制造边缘空间和缝隙地带，且其作为最基层的执法单位，还存在由行政区划、职能划分及层级制造成的缝隙。小贩可以充分利用城管部门的时间差、执法强度差异、执法力量配备不均衡，以及游击区、交叉地带、自由裁量等“边界区”，获得自己的机会空间。

街头作为“猫鼠游戏”的游戏空间，意味着游戏参与者有“呆在一起的可能性”。只不过，对于城管和小贩而言，他们的空间实践方式有所不同。在控制辩证法的视角下，处于支配位置的个人或群体所运用的全部控制策略，均在居于从属地位的个人或群体那里唤起了反对的策略。[41]城管部门通过区域化机制，利用时间表、制图术等“微小”的权力技术，塑造了街头的可治理空间，从而实现了对街头空间的支配。而小贩则通过游击战术，为自己获得机会空间。城管和小贩在街头空间的运作类型，具有策略和战术之分。[42]城管通过对行政资源与控管对象之间力量关系的计算，建立了可视、可控的“专属地点”；而小贩只能在城管划定的“地点”中利用“机遇”并依赖于“机遇”，他们不可能建立一个全面计划，也无法建立自己的“专属地点”。

简言之，对于城管和小贩而言，街头是一个充满诸多可能性的第三空间。[43]它虽属于“被统治的空间”，却从从属的、外围的、边缘化了的领域诞生了反抗统治秩序的“反面空间”。“实际的”，或者说正在经历着的街头空间，并不简单受制于支配/反抗二元对立关系，而是隐藏着巨大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在“游戏”过程中展现得淋漓极致。

• 原标题：作为法律隐喻的“猫鼠游戏”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 李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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