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重情时期 (约公元300年-800年，两晋初期至唐末)

汉末至魏晋南北朝，中国社会陷入了大动荡、大分裂的状态，社会结构受到重创并不断重组，权力由皇家向下层渗透，政治对文化以及宗教的约束力下降。另一方面，人们由于动荡的社会开始寻求精神上的庇护所，特别是士大夫阶级，中国的失意士大夫开始形成一种隐逸的思想，这也实际上创造了中国的精致文化。自此，士人园开始广泛出现，加上此时佛教与道家思想蓬勃发展，自然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士人园也开始从写实向写意过渡。

归去来辞图（局部） 刘宋 陆探微   陶渊明的田园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园林（图/爱画画网）

到了隋唐时期，思想界儒道释共存，道家思想尤其兴盛；艺术审美理论也出现了突破性发展，诗画高度发达，诗画艺术开始与园林艺术结合。盛唐时期，吴门张璪在《绘境》中提出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一理论逐渐成了中国艺术包括构园艺术所遵循的原则。

此阶段另一个关键解读点是“情景结合”，此阶段总的来说是一个从寄情发展到移情的过程。寄情便是就是政治上失意，感情寄托在山水上，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情感只是依附于自然，不够深入，例如谢灵运等。而到了后期的王维辋川别业、李德裕平泉山庄、白居易草堂等，便是移情山水，园林与山水虽然仍是客体，但已开始情景交融，“情境交融是最高的境界，现在叫做‘主客体观照’，以前叫做‘物我两忘’。”

辋川图 王维 传为唐代他人摹本

这个阶段的园林以自然为情感载体，顺应自然以寻求寄托和乐趣，其外部特征是交融、移情，尊重和发掘自然美。

3. 重理时期 (约公元750年-1100年，中唐至北宋末)

冯先生在此节特别强调了唐末、五代初荆浩在山水画论中提出的“六要”，山水画中重在布局，由此提出这是一个重理的时代。

由于冯先生在此节谈论的较多的都是画论，对应在园林中似乎不太容易理解，我来试图在园林中进行一点转译。提出此时园林重“理”，或许是因为此时的文人醉心于造园手法的发挥和着重于形式美的追求。理，便是源于造园手法出现约定俗成的定式或理性，例如白居易提出“隐在留司官”的中隐理论，并与其园林相连接，最终为后世文人园林开创了可资效法的造园规则：选址注意借景，做到俯仰有景；四季有景；保持植物和环境的原生态；建筑和室内家具融于自然，保持原朴状态，这对日本园林也影响深远。

而且，中国园林对于“意”，也开始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中唐以后，美学发展呈现出三教合流的态势，禅宗的“千百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一开始强调了“意境”的创造，极大地强调了主观心灵的能动性，强调了个体的“心”对外物的决定。

在此期间另一个园林重大转折便是主题园的出现，如晚唐司马图的“休休亭”已开始出现了主题园的雏形。而到北宋时期，主题园达到成熟，宋代文人在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的理学影响下，愈发追求对自然的探索，人与自然更加的愉悦亲切。他们也将这些情致融入到园林中，通过文学题咏表达出来，真正意义上的主题园也就此诞生，如苏州的沧浪亭便是其中代表。

沧浪亭（图/去哪儿网）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在唐到北宋时期的贵族园林，园中奇石、嘉木也成为观赏的重要角色，园林欣赏对象进一步扩展，五代赵喦八达春游图轴便是描绘了此等景象。

八达春游图轴 后梁 赵喦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以自然为探索对象，师法自然、摹写情景，但是仍然没有跳脱自然，手法上强化自然美、组织序列、行于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