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无党派智库走向末路

（一）特朗普政府剑指传统智库

2024年11月5日大选落幕次日，素有“智库街”之称的华盛顿马萨诸塞大道愁云惨淡。特朗普重返白宫，不仅令华盛顿政策圈专家们在政治和心理层面备受冲击，更让众多研究机构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要知道，这些机构中不少研究人员此前已获承诺，将在哈里斯政府中身居要职。

很快，他们也切身感受到了政府效率部（DOGE）掀起的整顿风暴，以及新政府对华盛顿建制派发起的全面攻势。按照MAGA意识形态的划分，凡属“深层政府”范畴的机构——无论是非政府组织、媒体还是高等院校——无一例外，各大智库自然也在劫难逃，纷纷卷入这场激烈的意识形态较量。

联邦政府断然冻结对民间社会的资助，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些在外交政策领域秉承国际主义理念的老牌机构。美国和平研究所（USIP）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包括其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的著名凯南中心——这两个由国会资助的重要机构已经遭到DOGE的重创，被迫关门，其间不乏戏剧性场面。据媒体报道，DOGE人员突击检查USIP办公场所，在私人安保公司的帮助下破门而入，将内部工作人员尽数逐出。

CNN相关报道截图

虽暂未面临关闭危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大西洋理事会、布鲁金斯学会等重量级智库亦纷纷遭受资金削减重创。具体而言，CSIS欧洲中心等专门项目与国务院、国防部的合作协议被一纸废止，相关研究工作戛然而止。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削减措施明显具有选择性，集中打击特定研究领域，其政治动机昭然若揭。显而易见，这些举措绝非单纯为了提升政府“效率”。

凡与“多元化、公平和包容”（DEI）理念沾边的项目，概遭封杀，无一幸免。反虚假信息这一高敏感领域更是成为政府断供行动的重点目标，迫使大西洋理事会数字取证实验室等核心机构不得不忍痛割爱，裁减部分顶尖研究人员。

气候变化与发展研究同样也未能幸免。这种严峻形势让不少机构陷入财政紧缩困境，不得不四处寻求新的资金来源。报告认为，此举势必带来始料未及的负面效应：外国势力的渗透活动恐将趁机抬头，那些意图左右华盛顿政策走向的境外资金必将蠢蠢欲动，伺机而入。

（二）无党派智库模式身陷困境

报告分析指出，长远来看，传统智库正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这些主要依靠私人资助维持运营的机构，几乎被完全排挤出政府决策圈。昔日为历届政府源源不断输送专业人才的智库，如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影响力被彻底切断。它们不得不与党派色彩更为浓厚的智库群体以及Palantir、Anduril等科技公司展开激烈角逐，而这些新兴势力正大举进军政府部门，抢占要职。

失去昔日的政府准入优势后，这些老牌智库忧心忡忡，担心自己会在捐助者和合作伙伴眼中失去价值。众多无党派机构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战略抉择：要么坚守非政治立场，即便新政府的政策与其核心理念背道而驰；要么倒向民主党阵营，但这势必要背叛其恪守已久的中立传统。

在政府加强管控主要高校的大背景下，华盛顿各大研究机构内部正在激烈辩论，阵营分化日趋明显。索罗斯家族旗下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正在力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充当政府的学术制衡力量，但该机构管理层断然拒绝，既担心遭到政府报复，又希望维护机构的学术传统。

眼下，外交关系委员会（CFR）、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等最知名的智库都选择明哲保身，采取审慎策略，专注于技术性议题研究。虽然私下里有谴责声音，但公开发表的文章主要聚焦于对华竞争、与海湾国家的伙伴关系等议题，并刻意回避气候变化等敏感话题。

然而，从长远视角来看，当前危机似乎只是进一步暴露了无党派智库模式的内在脆弱性，使其更加依赖赞助人的意志。

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雷区，研究独立性与现实影响力之间的平衡术愈发举步维艰。智库正在加速蜕变，印证了社会学家托马斯·梅德韦茨（Thomas Medvetz）早在2012年就发出的警告。他当时分析了“倡导型模式”（advocacy model）的兴起——这类智库更专注于为金主和政治赞助人摇旗呐喊，而非潜心学术，以优质研究推动公共议题的深入辩论。

E.J.法根（E. J. Fagan）与梅德韦茨观点不谋而合，他近期进一步剖析了美国智库如何既是政治极化的必然产物，又是这一进程的推手。除了资金来源日趋枯竭迫使智库加大对私营部门的依赖外，信息传播的碎片化和去中心化趋势也在倒逼那些希望保持公众影响力的研究机构调整传播策略。作为“专家治国”理念的中坚力量，尤其在外交政策这一传统优势领域，老牌智库还面临着公众对专业权威日益加深的质疑。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更是将这种不信任推向了新的高度。

那么，这一战略性行业在未来数年将何去何从？

彼得·辛格在2010年曾以“思想工厂”（idea factories）为喻，思考智库在重大政治变局后可能出现的“去工业化”现象：“智库行业是否会重蹈美国制造业的覆辙？”毫无疑问，知识精英群体面临的危机，特别是外交政策领域的智库危机，目前已达到可能难以逆转的临界点。

（三）智库日益沦为政治庇护的工具

外交政策类智库并非走向消亡，而是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智库与政治游说集团的界限将日趋模糊，碎片化和极化现象愈发严重，外交政策领域也不例外。然而，这种变化是以牺牲研究品质和学术辩论为代价的。

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各类新智库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21-2024年期间，MAGA阵营战略性地利用智库为重新夺权做准备，这充分证明了美国政治体系将继续对这些本质上具有双重性质的机构保持浓厚兴趣。这些机构善于伪装，表面上是中立的专业知识平台，实则暗中为党派利益摇旗呐喊，手法更加隐蔽灵活。对于那些试图左右公共辩论的政治企业家而言，智库身份相比游说集团具有天然优势——缺乏透明度。

州级党派智库的激增，恰恰印证了这种做法日益普遍。这些小型智库目标明确，结构灵活，与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形成利益共同体。背后的金主往往是同一批人，他们通过资金纽带，力图将特定议题推上政策前台。以地方共和党智库“州政策网络”为例，该组织在未来几年势必继续壮大，其民主党对应机构“州优先伙伴关系”亦是如此。

也可以预见，智库将成为民主党未来几年政治和思想重整的核心力量。拜登政府落幕后，多位核心人物纷纷转战智库，意图影响党内路线。例如，前国内政策顾问尼拉·坦登（Neera Tanden）现已执掌美国进步中心这一民主党重要智库。中间派、市场导向的尼斯卡宁中心（Niskanen Center）目前代表着民主党内更加自由化、技术官僚化的路线。该机构将自己定位为民主党内新兴派系的先锋，主张通过国家干预推动新型生产主义，以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挑战。

另一边，罗斯福研究所（the Roosevelt Institute）则高举左翼大旗，秉承沃伦-桑德斯路线，继续推进反垄断斗争。这一斗争的标志性人物当属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莉娜·汗（Lina Khan），汗的幕僚长伊丽莎白·威尔金斯（Elizabeth Wilkins）现已接任该研究所负责人。这两大智库所代表的不同路线已经开始公开交锋。

报告认为，在外交政策领域，民主党左翼将采取何种路线，哪些机构或人物将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目前还难以明确判断。国际政策中心、昆西研究所以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必将发挥重要作用。传统智库已经吸纳了拜登政府的众多外交政策核心人物：哈里斯的国安顾问菲尔·戈登（Phil Gordon）现身布鲁金斯学会，中东事务主管布雷特·麦格克（Brett McGurk）转战贝尔弗中心，前国安会战略主任丽贝卡·利斯纳（Rebecca Lissner）投奔外交关系委员会。至于前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他成为哈佛肯尼迪学院首任基辛格治国方略与世界秩序实践讲席教授。

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前国防部负责印太事务的助理部长埃利·拉特纳（Ely Ratner）加入了科尔比创立的马拉松倡议智库。这一人事流动或许预示着外交政策阵营的传统界限正在悄然松动。未来几年，这些不同派系和思潮的力量对比将逐渐明朗，特别是在中期选举期间。届时，民粹主义与中间路线、国际主义与战略收缩之间的辩论仍将持续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