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报告分析指出，最近针对伊朗的系列军事行动表明，新保守主义阵营在公共舆论场仍有一席之地。虽然在政府内部影响力有限，但他们仍可依托媒体生态系统中的盟友发声，比如通过福克斯新闻和《国家评论》等平台，或者在国会中发挥作用，那里仍有不少共和党议员愿意听取哈德逊研究所或民主保卫基金会等机构的政策建议。

传统共和党智库阵营中，曼哈顿研究所是个值得关注的例外。这家总部位于纽约的研究机构专注于经济和城市政策研究，具有保守派乃至自由意志主义色彩。如今该机构通过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和白宫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在新政府内部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

在外交政策和国防相关职位任命中，最终获得重用的是那些主张收缩外交政策的“约束派”人士（the restrainers），以及将对华防务作为优先要务的“优先派”人士（the prioritizers），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就是其中代表。科尔比出任国防部政治事务副部长后，其政策理念在五角大楼内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在传统基金会的亚历克斯·维雷兹-格林（曾任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的顾问）的协助下，科尔比正在对军政人员进行大规模调整，以巩固其修正主义政策立场。

报告认为，克莱蒙特研究所的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被任命为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这一重要人事安排同样体现了政策转向：更倾向于支持美国战略收缩和带有MAGA意识形态色彩的外交政策。与J.D.万斯和马可·鲁比奥关系密切的美国指南针智库也在国务院占有一席之地，其保护主义政策主张正通过特朗普的关税大棒得以兑现。

这家由经济学家奥伦·卡斯（Oren Cass）领导的智库最近在华盛顿举办盛大庆典，既庆祝成立五周年，更彰显其政策理念在思想界的全面胜利。然而，2025年6月美国对伊朗军事干预引发的激烈争议表明，内部分歧依然暗流涌动。尽管主张政权更迭的声音在共和党联盟中已几乎销声匿迹，但许多特朗普主义人士仍带有强烈的亲以色列倾向。MAGA联盟内部这些根深蒂固的战略分歧正在浮出水面。

曾经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MAGA媒体，如布莱巴特和NewsMax，如今已经翻身做主，获得了政府的全面准入权。这些非主流智库现在充分利用与全球最强大政府的密切关系获利。在商界、游说集团以及希望向美国政府传递信息的外国政府看来，这些机构已经成为与传统大型智库同样重要，甚至更具价值的沟通渠道。

不满足于当前的胜利，这些机构已经公开宣布要长期确立MAGA理念的地位。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在更换领导层后宣布，正在制定让特朗普主义延续“未来一百年”的规划。传统基金会同样致力于特朗普主义的制度化建设，近期收购了由总统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和前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大卫·弗里德曼共同创立的亚伯拉罕协议研究所。

对于MAGA阵营中未能进入政府任职的专家学者，他们依托各自的智库平台抢占舆论阵地，为政府的争议性政策摇旗呐喊。美国指南针的奥伦·卡斯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媒体面前坚定地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辩护。美国复兴中心的历史学家苏曼特拉·迈特拉（Sumantra Maitra）则在2024年提出“休眠北约”（dormant NATO）这一概念，为美国退出北约的计划提供理论支撑，如今又在努力将特朗普对格陵兰岛的执念包装成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

（三）两党制约派运动的兴起

报告认为，除了MAGA阵营之外，近年来华盛顿在战略问题上的观点呈现出更为广泛的多元化趋势，两党制约派和进步派组织在推动非干预主义政策方面声势渐起，影响力与日俱增。政治学家因德吉特·帕马尔（Inderjeet Pamar）指出，科赫兄弟的资金支持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科赫家族是美国共和党的大金主之一。图为科赫兄弟

这对兄弟是著名的慈善家，秉持自由主义理念，坚决反对美国的对外干预政策。直到五年前，由科赫家族长期资助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还是华盛顿唯一一个致力于削减美国在全球军事部署的主要智库机构。时至今日，贾斯汀·洛根（译者注：Justin Logan，卡托研究所国防和外交政策研究主任）已成为制约派阵营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认可。

此后，一系列新兴机构相继成立，其中包括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该所的诞生令人称奇——科赫兄弟与进步派的索罗斯基金会，竟因重塑美国外交政策的共同关切而携手合作。自2019年成立以来，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汇聚了来自左右两翼的修正主义学者，为左翼的特里塔·帕尔西（Trita Parsi）和右翼的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Bacevich）等人提供了重要的学术阵地。

昆西研究所还致力于挑战传统智库的主导地位。该所设立了外交政策民主化中心，由本·弗里曼（Ben Freeman）主持，专门揭露国防工业与研究机构之间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同样秉承反干预理念的还有国防优先组织（Defense Priorities），这家小型智库目前通过研究员迈克尔·迪米诺（Michael DiMino）与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的团队保持着微妙联系。

报告认为，外部事件的冲击，在反干预主义思潮的兴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催化作用，有时甚至起到了激进化的效果。冲突的不断增多虽然让新保守主义的“轴心”论调重新抬头，但同时也推动了一些研究人员转向克制派立场。

2022年，史汀生中心（Henry L. Stimson Center）——这个素来偏左的智库，迎来了一批从大西洋理事会出走的学者。他们因反对华盛顿对基辅的无条件支持而愤然离去。这个“重新想象美国大战略”团队同样获得了科赫基金会的资助，成员包括艾玛·阿什福德（Emma Ashford）和克里斯托弗·普雷布尔（Christopher Preble），此后影响力不断扩大。

在卡内基基金会，克里斯·奇维斯（Chris Chivvis）和斯蒂芬·韦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所在的美国治国之道项目，也越来越频繁地批评美国能力的过度扩张。2024年夏天华盛顿北约峰会期间，这些来自左右两翼的智库学者形成了统一战线，共同签署请愿书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在左翼阵营，加沙战争的冲击尤为深远，使批评美国支持以色列政策的声音获得了空前关注，而华盛顿建制派历来与特拉维夫关系密切。

国际政策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在这场辩论中表现尤为活跃，该中心由埃及人权活动家南希·奥凯尔（Nancy Okail）领导，成员包括前伯尼·桑德斯顾问马特·杜斯（Matt Duss），他们痛斥拜登政府的双重标准——支持乌克兰，却对加沙的暴行视若无睹。

在昆西研究所，特里塔·帕尔西（Trita Parsi）这位推动美伊关系缓和的知名倡导者，正在牵头批评美国的对以政策。2024年夏天，昆西研究所还招募了安内尔·谢林（Annelle Sheline），其因反对民主党加沙政策而从拜登政府辞职。

尽管这些反干预主义机构的研究人员很少进入政府任职，但他们对特朗普的某些国际政策颇为认同。特别是马特·杜斯（Matt Duss）和斯蒂芬·韦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等左翼专家，公开支持任命埃尔布里奇·科尔比等修正主义共和党人。在2025年初夏美国是否应与以色列联合干预伊朗的问题上，韦特海姆、帕尔西、杜斯、阿什福德等左翼学者，竟与塔克·卡尔森、史蒂夫·班农、柯特·米尔斯等右翼人士站在了同一战壕，反映了当今华盛顿在某些议题上意识形态界限的模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