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第二个问题，想跟您讨论一下“多边主义”的话题。今年1月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习主席指出，我们要坚持开放、不搞封闭，重视国际法则，不搞唯我独尊。太平洋彼岸，刚刚上台的拜登也声称要主张“多边主义”。拜登呼吁民主国家要更加团结，并表示要在上台的第一年举办一次“民主峰会”。您认为，中国外交的多边与美国拜登政府的“多边”有何区别？

金灿荣：这么说吧，中国有点像单位里面的那种“实诚人”。我们提倡的多边主义还真就是以多边机构为中心的多边主义，政治问题找联合国解决，贸易问题找WTO解决，我们对于这种国际多边机制是挺尊敬的，而且是内在地尊敬。

美国人则是以一种工具主义思维看待多边主义：有用我就用，没用就扔一边去。

1个月前，拜登在强调新政府外交政策时表示，“美国回来了，并将重新团结盟友”。视频截图

这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内心接受多边主义的价值，并尊重多边机制。

其实多边主义最早是西方提出的，咱们国家是90年代引进的这个概念，但咱们真的就是属于好学生，除了很承认多边主义的代表——国际组织以外，我们还很身体力行，在发展的时候很期待跟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

这跟我们国家的定位有关。我们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两大主题，给自己的定位也是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发展永远是第一位的，发展得好，其他问题都好解决，如果发展一塌糊涂，其他的谈不上，甚至稳定也谈不上。

所以我们也要通过多边主义来推动发展，这个是西方国家理解不了的，这和我们自己的定位和历史经历有关。

另外，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外交上有个挺大的变化，就是更强调“大国责任”了，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也是个新的提法，十八大以前中国对自己的定位是，我们就是个东亚地区大国，我们原来理解的世界性大国只有以前的苏联和美国。

所以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其实是我们在自我定位上的变化，从地区大国变成全球大国。定位变了，责任也就不同了。所以我的感觉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国际上承担的责任比以前更多了。

所以说中国的多边主义其实是越来越开放的多边主义，我们愿意承担更多周边责任，比如说“一带一路”。

从中国角度来讲，中国是第一制造业大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生产过剩，于是有走出去的需要。对应的世界上的需求就是，绝大部分国家还是穷国家。全球真正被承认的发达国家不超过30个，85%的国家和85%的人口依旧面临发展问题。要发展就得有最基本的东西，那就是基础设施。比如你家住在大山里，没有基础设施，有再好的东西也卖不出去。

要发展就需要基础设施，所以“一带一路”也符合别的国家需求。以中国为中心往西，绝大部分亚洲国家还是很穷，基本上所有非洲国家还很穷，欧洲也有一半是穷的。半个欧洲，90%的亚洲，100%的非洲，他们都需要发展。再拓展一下，整个拉美，还有东南亚、南太平国家也都需要发展。

所以我们通过比如“一带一路”，在发展领域践行多边主义，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可供世界研究的案例。但现在遗憾的是，西方把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当做对它的挑战，这视野就太小了。

观察者网：拜登上台以来，国际上普遍出现期望拜登回归多边主义的声音。但是从拜登政府目前对于多边主义的描述来看，美国的“多边”给人感觉也是非常地“小”，这是为什么呢？

金灿荣：我从1984年研究美国到今年有37年了，这个国家变得我不认识了。以前我们研究的美国是挺自信的，因为80年代那个时候IT革命先在美国发生，然后冷战竞争当中渐渐对苏联拉开优势，是个处在上升势头的国家。自信的美国也是挺宽容。

近些年不一样了，IT泡沫破灭，很多技术别的国家也有了。比如说芯片，1990年美国制造的占世界37%，现在是3-12%，是原来1/3。按照美国说法，中国原来是0，现在中国是十三点几。这是一个变化，原来美国有明显的高科技优势，现在这个优势不明显了。

美国内部问题也开始增多，内部矛盾加剧，于是美国就出现了很强大的民粹主义思潮，民粹主义就推出来了特朗普总统，然后特朗普对外就形成了美国外交的一个新传统，叫做“美国优先（American First）”，推出这个传统以后，美国对于多边合作的选择性就表现得特别明显，对我有利就用，不利就扔掉、马上就退群。

拜登上来以后到现在是40多天，一个半月的时间。应该讲，拜登现在主张的是选择性多边主义，他跟特朗普不太一样，不是天天把“American First”挂在嘴巴上。拜登跟欧洲人讲，美国要回来了。他和布林肯、沙利文几个关键人物都在表态，美国要回到多边机制，要重新成为世界的领导，这个态度跟以前的特朗普时代不一样，但是具体政策上，拜登主张的依旧是选择性多边主义。

可以说，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对于“多边主义”态度的转变，也是美国衰落的明显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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