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印尼的领导人来说，这是他们等待已久的时刻。苏加诺、哈达及其同僚在日本统治期间就一直在做准备，利用诸如PETA（乡土防卫义勇军）和BPUPKI（印尼独立筹备调查委员会）等组织，培训领导人才、起草宪法、动员青年。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这些准备工作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但过程并不平坦。当时，尤其是在年轻激进分子中，曾就是否应该立即宣布独立，还是等待更有序的权力交接，展开了激烈争论。最终，青年活动家的压力迫使苏加诺和哈达迅速采取行动。

1945年8月17日，在雅加达一栋简朴的房屋里，人们高声宣读独立宣言，印尼共和国由此诞生。

印尼的乡土防卫义勇军

印尼历史学家通常将这一时期描述为一个彰显“主体性”的非凡时刻。日本的崩溃提供了一个契机，但真正将这个契机转化为主权宣言的，是印尼领导人的准备就绪和青年群体的激情投入。日本的角色常被描述为具有矛盾性：他们虽非有意，却在客观上为印尼人走向建国做了准备；但同时，他们也是压迫性的占领者，正是他们的失败，才让独立成为可能。而荷兰一方，则认为这份独立宣言是非法的，但当他们试图重返印尼时，民族独立的星星之火已然燎原，局面再难挽回。

在印尼的集体记忆中，1945年是勇气与主动精神的象征，是印尼人主动掌握自己命运，而不是被动等待世界大国来替他们做决定的时刻。日本投降固然重要，但它只是一个导火索。随后发生的一切，完全是印尼人自己创造的：一场革命、一场捍卫主权的战斗，以及该地区历史新篇章的开端。

无论荷兰还是日本，外国人的统治都是不可容忍的

观察者网：日本占领与荷兰殖民在印尼有何不同？这些经历如何影响了印尼战后对帝国主义的态度？

希尔玛·法里德：在日本占领与荷兰殖民之间，印尼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记忆，这并不是因为前者比后者仁慈，而是因为它们的统治方式与带给民众的体验完全不同。

荷兰的统治延续了三个世纪，其特点是渐进式的渗透、官僚体系以及一层薄薄的法律外衣。荷兰的治理方式带有家长式作风，而且极具排他性，将印尼人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同时构建了一个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对大多数印尼人来说，殖民统治意味着日复一日的现实：纳税、种植园劳动、早期阶段的强制劳役，以及一种始终被排除在现代文明之外的压抑感。

相比之下，日本在1942年的到来是突然且暴力的。他们的统治只持续了三年半，但却极为强烈且具有变革性。其残暴性显而易见：强制劳役（romusha）、征粮导致饥荒、士兵的任意暴力，以及将女性作为性奴隶使用。在日本占领下，村庄里弥漫着恐惧与匮乏。然而，在残酷之外，日本也打开了荷兰长期以来拒绝给予的政治空间。他们推广印尼语，成立了PETA等组织，通过准军事和民间团体动员青年，还允许民族主义领袖更公开地谈论独立。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善意，而是因为需要印尼人支持其战争努力。即便如此，这些机会还是让印尼人获得了组织、治理和军事训练等方面的经验，而这些技能在1945年后变得至关重要。

这些截然不同的历史遗产，塑造了战后人们对帝国主义的态度。荷兰被视为一个试图开历史倒车的旧殖民强国，与当时全球正在兴起的去殖民化潮流格格不入。而日本，虽然因其带来的苦难而被铭记为痛苦的象征，但其迅速崩溃以及留下的制度结构，也让印尼人相信：帝国是可以垮台的，独立是可以实现的。从某种奇怪的角度看，荷兰代表着与过去的延续，而日本占领，尽管残酷，却象征着断裂与另一种未来的可能性。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战后印尼人如此坚决地不愿接受荷兰的回归。经历过这两种形式的帝国主义后，他们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像荷兰那样缓慢而官僚化的统治，还是像日本那样快速而军事化的控制，外国人的统治终究都是不可容忍的。独立不再只是一个梦想，而是唯一的出路。

亚洲的现代命运，不应由外部帝国决定

观察者网：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非人道暴行，以及中国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如何影响了现代印尼对东亚的外交政策与公众认知？

希尔玛·法里德：日本在战争期间的残暴占领，以及中国人民长期抗战的记忆，都在印尼人如何看待东亚的问题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尽管这些影响并不总会在政策辩论中被明确提及。日本军国主义的残酷，让印尼人对那些打着解放旗号、却以支配手段行事的大国，始终保持着警惕。

这种警惕心理也延续到了印尼早期的外交政策中，像苏加诺和哈达这样的领导人，不仅追求脱离荷兰的独立，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外部控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印尼奉行“不结盟”政策：在接连经历了两个帝国的统治后，印尼人对落入第三个大国的势力范围心存戒备。

与此同时，中国的抗战则提供了另一种启示。尽管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印尼人对日本的看法，和中国并不一致，但中国坚持十四年抗击侵略的事实，传递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亚洲国家有能力战斗，也有能力坚持下去。在印尼共和国成立初期，这种精神促进了与亚洲和非洲其他国家反帝斗争的共鸣，后来也体现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共同抵抗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记忆，为印尼在国际上呼吁和平、共处与正义，提供了道德基础。

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

今天，印尼公众对东亚的看法，依然带有这些历史记忆的回响。对日本的看法是矛盾与务实并存的：一方面，日本被视为残酷的占领者；另一方面，也被珍视为发展和科技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而对中国，印尼人则将其视为一个古老的文化邻邦，也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当代大国。中国当年反抗日本侵略的历史，虽然在印尼主流记忆中并不突出，但主要在华裔印尼人社群中仍有传承，偶尔也会作为亚洲坚韧不拔叙事的一部分被提及。

简而言之，战争暴行与抵抗的历史遗产，仍在塑造着印尼的定位，它们促使印尼对支配保持警惕，对反殖民斗争抱有同情，也更倾向于在外交关系中寻求平衡。其中最清晰的一条教训是：亚洲的现代命运，不应由外部帝国决定，而应由亚洲各国人民自己的主体性来书写。

和平不是别人赐予的，而是通过团结与警醒共同缔造的

观察者网：中国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并举行了阅兵仪式。这展现了中国反对侵略、捍卫和平的坚定立场，这是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一直践行的核心价值。在这个时刻，您想对中国的读者说些什么？作为一名印尼历史学者，您认为当代亚洲应从二战历史中汲取哪些教训？

希尔玛·法里德：如果我有机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直接对中国的读者说几句话，我会首先表达敬意。在那场战争中，中国承担了巨大的牺牲，坚持奋战了整整十四年，承受了日本军队的大部分压力，并向世界证明，亚洲国家有决心，愿意以生命为代价来抵抗外来侵略。这段历史，不仅值得作为中国民族的奋斗被铭记，也应作为亚洲共同生存与复兴故事的一部分被传颂。

对印尼人来说，战争的结束为独立打开了大门。我们于1945年8月17日发表独立宣言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日本帝国在全球抵抗的压力下崩塌，而中国正是这抵抗中的关键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尼与中国的经历是紧密相连的：我们都从战争中走出，迈向一个决心摆脱殖民统治、自主决定命运的新世界。

今天，亚洲的教训在于：我们的力量在于团结，也在于记忆。侵略与支配对我们而言，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切身的经历，是我们祖辈与父辈身负的伤痕。如果我们忘记这些，就有重蹈覆辙的风险。但如果我们诚实地记住它们，这些记忆就能成为和平的基石——这种和平不是建立在恐惧或武力之上，而是建立在拒绝被奴役的国家尊严之上。

在当今世界动荡不安、新的对抗与冲突可能将我们割裂的当下，二战的记忆提醒我们，亚洲为战争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未来的希望，不在于重复支配的循环，而在于建立一个重视合作、正义与相互尊重的区域秩序。这正是1955年万隆会议的精神，也是亚洲今天仍能向世界传递的信息。

所以，我的话很简单：记住那些牺牲，缅怀那些受害者，抵制对历史的歪曲，传承这样一个信念——和平不是别人赐予的，而是通过团结与警醒共同缔造的。在我看来，这正是战争那一代人留给我们这些生在和平年代之人的最宝贵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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